阮玲玉，曾经是中国默片时代最优秀的女演员，她从16岁开始投身影界，在此后短短的9年时间里，共拍摄了29部电影，被视为“中国的嘉宝”、“中国的英格丽·褒曼”。但是，正当阮玲玉处于自己的艺术事业的巅峰时期，1935年3月8日，这位时年25岁的电影明星却突然自杀身亡。
阮玲玉(1910~1935)，原名阮玉英，祖籍广东中山县，生于上海。1918年就读于上海崇德女校。1926年，迫于生计辍学，报考明星影业公司《挂名夫妻》女主角，从此一路走红，出演了《神女》、《小玩意》、《城市之夜》等片。
阮玲玉在不到十年的演员生涯中，塑造了各种形象，其中多为受压迫、遭凌辱的女性。她以细腻、朴素、自然的表演，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是，就在1935年3月8日，这位25岁的电影明星却突然自杀身亡。一个如此优秀的女演员，为什么突然要用那样决绝的手法匆匆终止生命、终止自己的艺术呢?阮玲玉去世后，关于她的遗书，市面上也出现了几个不同的版本，孰真孰伪?想要解答这些问题，不妨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阮玲玉短暂的一生。
阮玲玉遗体
红颜薄命
阮玲玉，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父亲早逝，母亲做佣工维持生计。阮玲玉自幼聪明好学，在上海崇德女子中学读书时学习成绩优秀，喜爱文艺活动，尤其是电影表演艺术。少女时代贫困而屈辱的经历，也为她后来扮演银幕上的角色奠定了生活基础。
1926年，阮玲玉迫于生计从崇德女校退学。这一年，上海明星公司招考演员，16岁的阮玲玉，由当时著名的影星张慧冲介绍，到明星影片公司考电影《挂名夫妻》的主角。据说，在那条直通大门、两旁桃花盛开的走道上，助理导演要她做欢乐表情时，她便轻盈地把头一侧，薄唇轻启，嫣然一笑，眼睛笑得更弯，也更妩媚，在唇角边还浮出一个逗人的浅酒窝。当助理导演要她做悲伤表情时，原来留在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流丽的目光顿时蒙上一层水盈盈的泪花，从泪眼中露出哀怨的表情。当时的导演卜万苍看见后，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考取了。这果断而迅速的决定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和惊异。望着姗姗远去的背影，导演卜兴奋地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怜。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卜万苍导演的话，在阮玲玉9年的银幕生涯29部电影中得到了印证。
1935年，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公映后，轰动上海影坛，也触怒了被影片锋芒所指的恶势力。阮玲玉的前夫张达民乘机诬告;一些黄色小报也制造污言秽语，进行诽谤;而她生命中的另外一个男人唐季珊也背弃了她。1935年“三·八”妇女节，阮玲玉终因不堪承受各种打击，在日记中留下“人言可畏”四字后，服安眠药自杀，时年25岁。
阮玲玉自杀身亡的消息传出后，从3月9日清晨开始，前来瞻仰她的遗容的人成群结队，三日内达十余万人，把万国殡仪馆所在地胶州路挤得水泄不通。送葬当日，由于拥挤过甚，队伍行进缓慢，从胶州路到墓地20来里路，足足走了3个小时还不到一半路程，只好中途叫来汽车，把灵柩和送葬的亲友、同事运到墓地。当时影迷对阮玲玉的痴迷可见一斑。
三个男人
阮玲玉曾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青年男子对她吹捧甚至求爱的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将这些痴心人的信撕毁，就把它们藏在这藤箱里，上面加了把锁，还贴了一张纸，写着“小孩子的信”。一些60岁以上的、在旧上海滩上颇会白相的男子们(旧时的白相人是指那些没有什么正当职业和专长，却精通吃、喝、嫖、赌的人)说，阮玲玉的美丽是别人学不来的。
青年时代的阮玲玉很喜欢画眉，当年人们盛传她在北平要画一个小时，在哈尔滨要画两个小时，而且多以入鬓细眉示人。这体现了阮玲玉感情细腻却又追求完美的特点。阮玲玉一直渴望自己能有幸福的归宿，但她的感情生活却十分坎坷。她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好男人，依靠到他身边，这种期待有无限的惶恐和温柔，而历次的失望使她走向绝望。
纵观阮玲玉的一生，在她如流星一样短暂却美丽的生命里，出现过三个男人，遗憾的是，这三个男人都没有成为阮玲玉情感旅途中幸福的归宿，相反，却带给她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乃至绝望，甚至成为她选择死亡的重要原因。
阮玲玉年幼时，便随母亲在一个姓张的大户人家帮佣。阮玲玉就是在这深重大院的后院里孤独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也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阮玲玉认识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张家的四少爷张达民。年轻的张达民长得非常白净，衣服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他在一个大学里混了张大学文凭，然后就待在家里。而此时的阮玲玉也在母亲身边一点一点地长大了。
张达民那个时候正好是18岁，年轻，有叛逆精神，也有热情，虽然是一个纨绔子弟，但是他也是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所以他对保姆的女儿并没有歧视。张达民遇到阮玲玉的时候，阮玲玉15岁，虽然是一个少女，但是已经发育成熟了，于是张达民就开始对阮玲玉发起了进攻。阮玲玉此刻对于复杂的社会阅历一无所知，禁不住他的甜言蜜语，就倾心相许。因为是保姆的女儿，生活一定是拮据的，于是张达民就经常拿自己的钱去接济她们母女两人。
第二年，张达民就私下和阮玲玉开始同居。当时，阮玲玉只有16岁。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没有工作，就是靠着张家那点月份钱吃吃喝喝搓麻将，然后去跳舞消磨日子。张达民非常喜欢跳舞，他也把阮玲玉带到舞场去跳舞，于是阮玲玉也喜欢上了跳舞，并且跳得非常好。
1932年，当阮玲玉在电影艺术上有了迅速发展的时候，“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日本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此时，上海很多富商为了安全纷纷躲避到了香港，阮玲玉也带着自己的养女小玉和张达民一起来到香港。在香港，阮玲玉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唐季珊。
唐季珊是当时东南亚非常著名的茶叶大王，也是阮玲玉电影制片厂联华公司的一个大股东。当他见到阮玲玉以后，就想方设法要追求她。
而这个时候，唐季珊除了在乡下的老婆以外，身边已经有一个情妇张织云。她是阮玲玉的前辈，十年前一个很著名的女明星，当时已经息影了。张织云的气质和阮玲玉非常相像，都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压抑着的那种悲哀的感觉。而唐季珊认识阮玲玉后，就渐渐把张织云抛弃了。
这个时候，张达民由于迷恋赌博，已经穷困潦倒了，当他看到与自己同居了8年的阮玲玉居然和唐季珊开始新的同居生活时，嫉妒心理油然而生。他开始使用无赖的方式纠缠阮玲玉。
于是阮玲玉暂时平静的生活再次掀起了风波。而这次风波直接把阮玲玉推向了死亡。然而，这个时候唐季珊在外面又有了新的相好。这个相好叫梁赛珍，是当时上海滩上一个著名的舞女，舞跳得好，人也长得好，所以也经常去拍电影。
由于张达民的无赖和唐季珊的不忠，阮玲玉再次失去了感情的寄托。此时，阮玲玉唯有把心中的悲哀和痛苦融化在所扮演的角色当中。这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另外一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
当时阮玲玉正在拍电影《新女性》，导演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导演蔡楚生。当演到最后一场自杀戏、并且自杀拯救不过来的时候，阮玲玉扮演的女主人公躺在床上，对医生说：“救救我，我要活。”这个镜头拍得相当出色，在场所有的人都被阮玲玉的表演所打动，潸然泪下。
在阮玲玉最危急的时候，在她已经看透张达民和唐季珊的时候，她去求助过蔡楚生，想让蔡楚生帮助她，但是蔡楚生并没有承担这一段感情。阮玲玉希望能和蔡楚生远走高飞，被蔡楚生以放不下事业为理由拒绝了，这也让阮玲玉丧失了感情危机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真假遗书
就在阮玲玉陷入生活和感情的双重危机时，她在事业上也遭遇了寒流的袭击。1935年，电影《新女性》公演后，遭到了小报记者的疯狂攻击，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扮演女主角的阮玲玉，认为她人品和生活作风有问题，不配去演“新女性”。在多重压力之下，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家中留下了“人言可畏”的遗言，离开了这个令她心力交瘁的人世。她的死，真的是因为“人言可畏”吗?在阮玲玉逝世之后，关于她临终遗书的真假一直就有争论。在多年以后，一份湮没了几十年、被人们认为是真实的遗书来到了世人的面前，这一份真实的遗书背后又揭示了什么呢?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阮玲玉之死的理解大多基于其同居者唐季珊提供的两封遗书。
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电影界就一直有人对阮玲玉这两封“遗书”的真伪怀有疑问。其一，阮玲玉虽然是著名影星，但在当时社会地位并不高，不太可能在自尽前书写“告社会书”;其二，阮玲玉自杀前，唐季珊对其感情已经不专，还曾在电影界同仁面前公开辱打过阮玲玉，她不太可能留下“我很对不起你”的遗言。
2001年，上海的老电影研究专家和作家沈寂曾经发现过另外一个版本的遗书。这两份遗书刊登于阮玲玉逝世一个半月后出版的《思明商学报》上，一封是写给张达民的，对他的无耻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表示自己看清了他和唐季珊的丑恶，原文如下：
达民：我是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第二封写给唐季珊，说自己被迫选择一条绝路，内容如下：季珊：没有你迷恋“×××”(即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工资2050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唯有你可以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死因之谜
《思明商学报》同期还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明提供这两封真实遗书的正是梁赛珍姐妹。文中揭露，阮玲玉自尽后，唐季珊畏于社会压力，竟要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代笔，伪造了两封阮玲玉“遗书”，并以“人言可畏”的托词，将阮玲玉自杀的责任推向社会。这份遗书当时是交给香港一个不起眼的一份小报发表出来的。奇怪的是，当这份遗书发表以后，梁家的姐妹—也就是梁赛珍和梁赛珊一一从此就悄然消失了。
多年来，始终有人质疑第二份遗书，说也许有人想陷害唐季珊，故意编造了第二份遗书。但是，今天，通过许多研究者的采访和资料整理，人们发现许多细节都是可以和这第二份遗书对应起来的。
首先，阮玲玉的司机证明当年3月8日晚上那天，他们是参加一个宴会回去的，很晚回家的时候，唐季珊和阮玲玉坐在汽车上就发生过剧烈的争吵。第二，和阮玲玉住在同一条弄堂里面的人，看到好几次阮玲玉站在家门口哭，因为唐季珊不放她进家门，并且也不许阮玲玉的母亲来开门。显然。通过邻居和司机的回忆，人们可以猜测，在阮玲玉和唐季珊的后期生活中。“你昨天打了我，今天又打了我”，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第三，根据医学知识，吃安眠药的救治，发现早了还是很容易救治的，可以通过洗胃吊盐水，稀释它的毒性，这个时候时间是最重要的。但是，阮玲玉吃完药以后的救治工作，唐季珊做的其实并不及时。
因此，通过资料的分析，今天的大部分研究专家认为，阮玲玉在自杀前和唐季珊的感情已经破裂，如果阮玲玉那么爱唐季珊，唐季珊也是那么爱阮玲玉，那么阮玲玉是不至于在她生命的最后走上绝路的。故此，研究者们判断，《思明商学报》上刊登的阮玲玉遗书才比较可能是真正的遗书。
阮玲玉的死包含了许多潜在的原因，除了性格因素、电影公司的“冷遇”带来的心理失落、陷入感情风波的精神困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个人对理想生活的希望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她对生活的绝望。一个优秀的演员不论是对幸福的感受还是对悲痛的感受，都比一般人来得更深刻，或许他们没法从电影里类似的角色中走出来，他们被戏中的叙事逻辑所牵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逻辑，这可能是平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阮玲玉主演的一系列苦难女性形象很可能给她造成了某些负面的心理暗示，种种因素综合之下，导致了她最后选择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