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从语法角度上来看，“天高皇帝远”和“民少相公多”是一组极其工整的对偶句。句中，“天”对“民”、“皇帝”对“相公”，丝毫不乱。其中，“民”是指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穷苦百姓，“相公”是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的蔑称，两个词语对应的分别是两类群体；而“天”是对苍天的专称，所以按照对偶规则，“皇帝”也应该是专指某一个皇帝，而不是多个皇帝。
黄溥是明朝人，其《闲中今古录摘抄》是以杨讷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为蓝本的。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杨讷，亲历元亡明兴的朝代更替，目睹农民起义的反抗怒潮，其作品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据《元代农民战争史料》记载：元朝至正八年（1348），浙江台州、温州百姓树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反抗旗帜，首义反元。从这首《台温处树旗谣》产生的时间来看，“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应该专指元顺帝。
元朝统一中国后，将其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个等次，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并规定这四等人在做官、科举、打官司等诸多方面享受不同等次的待遇，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步加剧。到了元顺帝的时候，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将士堕落，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虽然元顺帝曾以脱脱为相，以图刷新政治，帝国中兴，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由来已久，积重难返。
脱脱遭馋退位后，国事日非，元顺帝本人却“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一味的沉湎于享乐和女色，纪纲废弛，官吏贪蠹，财政窘迫，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元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元顺帝宁可专心致志地学“行房中运气之术”，也不处理朝政；宁可别出心裁地设计船舶、制造宫漏，也不关心民计民生。1368年，朱元璋攻破通州后，直逼元大都。看到元朝大势已去，元顺帝索性逃回漠北老家。
在上都喘息期间，朱元璋派使者前去招降，元顺帝让使者给朱元璋带去了一首诗：“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在这首《答明主》中，元顺帝承认元朝气数已尽，但却婉转的表达了自己禅让的诚意。本来是自己走投无路、仓皇北顾，反倒被他说成皇恩浩荡、完璧归赵，从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元顺帝的麻木不仁和荒唐可笑。
洪武二年六月，元顺帝逃奔应昌（今内蒙古克什腾旗西北），次年四月，因“痢疾”死于应昌，庙号“思宗”。朱元璋因其在国破家亡之际，没有背城一战，而是选择了逃窜漠北，是“知顺天命，退避而去”，故称其为“顺帝”。曾经横扫中原、所向披靡的蒙古帝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声讨中土崩瓦解，沉寂为短命王朝；而这位名叫脱欢贴睦尔的乌哈图可汗，则在“天高皇帝远，不反待如何”的呐喊中狼狈逃窜，沦落为亡国之君。朱元璋把他称作“顺帝”，不能不说是对他的莫大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