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中俄双方经过平等协商，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150多年的安宁。然而，在中俄双方谈判过程中，由于中方的两名外籍翻译充当俄方的间谍，险些导致谈判破裂。
明末清初，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康熙年间，传教士获得了一个发展机遇。由于康熙帝对西方的历法和科技兴趣浓厚，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便趁机推荐张诚、徐日升二人来京任职。张诚是法国人，徐日升是葡萄牙传教士。南怀仁夸说他们通晓科学、历法。于是，康熙帝立即下旨传诏他们入京。这两人平生的最大愿望就是想让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开来。来中国后，他们敏锐地发现，中国皇帝对天主教的态度至关重要。于是，两人进京后就见风使舵，投康熙帝所好，很快获得信任。
康熙帝对他们的信任果然对这些传教士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并不满足。此时，信奉东正教的沙皇俄国对中国的入侵，似乎给他们传教提供了新途径。尽管沙俄的东正教与张诚、徐日升二人传播的天主教有所不同，但他们还是错误地认为，俄国入侵中国，会加速实现他们“追求的事业”。因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希望沙俄侵略中国，而《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给他们提供了从中挑拨的机会。
1689年，康熙帝派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佟国纲任钦差大臣，率领使团前往尼布楚与沙俄谈判。在中俄商定谈判阶段，南怀仁就和沙俄秘密通信，他建议俄方使用拉丁语作为谈判语言。因为中国无一人能通拉丁语，康熙帝只好命徐日升和张诚两人担任翻译。康熙帝给索额图的谕旨中写道：“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特令徐日升随尔前往俄国。”康熙帝还命令钦差大臣信任、尊重徐日升等人，使徐日升等人具备了类似顾问的地位。
中方谈判团一离开北京，俄方负责谈判事务的代表吉诺夫，就多次秘密会见徐日升。徐日升假装派人给吉诺夫送酒菜，有意避开清军守卫，将一封拉丁文书信秘密交给俄方。他还向俄国人献媚，并露骨地说：“我们看到永远拯救无数生灵的圣旗已经升起，我们的时代已经开始!”更为严重的是，徐日升还把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索额图、佟国纲的情况事先透露给了俄国。
1689年8月初，中方代表团到达尼布楚，中俄双方开始了唇枪舌剑的谈判。首次谈判尚未开始，俄方代表戈洛文就派人来无理取闹，认为中国军队离谈判会场太近，企图对毫无谈判经验的中国官员施加心理压力。这时，徐日升和张诚奉命前去调解。戈洛文一见到他们，就公开表示，希望他们在谈判中帮助俄方。两人也十分配合，向俄国人泄露了很多中方的机密情况，并透露中方的谈判底线。
后来，在谈判中，徐日升还暗中捣鬼，竟然在索额图的话中擅自加入 “中方已向雅克萨派出大量军队”等话，致使戈洛文等人出言不逊。
整个谈判期间，徐日升和张诚一直对俄方暗送秋波，俄国代表也乘机对他们信口许诺，并私下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珍贵礼品。
但是，无论张诚、徐日升二人如何捣鬼，索额图等人始终秉承康熙的谕旨精神寸步不让，加上中方在雅克萨的大胜，双方最终签订《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这两个惟恐天下不乱、企图浑水摸鱼的传教士心中闷闷不乐。不过，由于中俄双方当时都不愿大动干戈，因此他们只好把传教“伟业”寄托在康熙帝的身上，在许多方面讨康熙帝的喜欢，企图进一步骗取康熙帝的信任。
1692年，康熙帝取消了亲政之初颁布的只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京师传教禁令，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而康熙帝对这两个“忠心耿耿”的内奸也一直没有发觉。1708年，徐日升去世后，康熙帝还对其进行了表彰，赐银200两，大缎10匹，以示优待和抚恤。
康熙帝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仍然对他们极度信任，就在这种信任的前提下，康熙帝被徐日升蒙蔽到死二十年也未被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