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十天后，“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乘小型飞机飞到沈阳，准备换乘大型飞机逃亡日本。但溥仪万万没有想到，苏军几乎在同一时间占领了沈阳机场，当他和随从走出机舱时，便成了苏军的俘虏。第二天，在苏军的押解下，溥仪等9人前往苏联。在苏联，他过了5年的特殊俘虏生活。
待遇优厚的俘虏生活
苏联的所有收容所都从来没有关押过一位“皇帝”俘虏，因此，苏方对身份特殊的溥仪实施了特别优待。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向他交代了政策，并询问他们有什么要求。随后的生活待遇，更是出乎溥仪等人的意料。苏方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疗养者一样：在膳食上，他们每日四餐，早餐有面包和各种点心、咖啡、茶等;午餐至少两菜一汤;下午三四点钟还要开一餐，叫“午茶”;晚餐常吃西餐，有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
溥仪等人不知道，当时苏联的经济还相当困难，百姓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在起居上，收容所为溥仪准备了单间，还专门安装了有线广播，播放音乐和俄语新闻等节目。闲暇时间，溥仪等人不需要劳动，可以散步、聊天。开始苏方对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有一定限制，后来限制逐渐减少，溥仪可以在山上、山下、河边、树林随便走走，活动范围比他当“满洲国皇帝”时都大。这一切都使溥仪感到意外，更有些忘乎所以。
1945年10月，溥仪等人被送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这里的条件比不上莫罗科夫卡，但生活也相当舒适。后来，在苏联方面的启发教育下，他们开始学习一些马列的书籍和苏联党史，但溥仪从不参加劳动。
后来，溥仪又被转入第45特殊战俘收容所，苏方对他的优待依然如故。溥仪从成为俘虏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种恐惧，他担心苏军会将其移交给中国政府。因为他知道，回国，中国人民一定会清算他“执政”伪满洲国期间的罪行。因此他认为：“只有留居苏联，才能保全性命。”
进入莫罗科夫卡收容所时，溥仪向苏军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长期留居苏联。几天后，他又让其弟溥杰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要求允许他留在苏联。书信递到了苏军中校沃罗拓夫手上，但没有得到答复。此后，溥仪又多次给斯大林写信，均石沉大海，这使溥仪十分沮丧。于是，溥仪就开始拉拢他身边的苏联看守人员。溥仪从长春出逃时，随身携带了不少价值连城的珍宝，他经常用这些宝物讨好苏联军方。
然而，的百般讨好并没有获得最终的避难。所以，在整个俘虏生活中，溥仪始终惴惴不安，每当见到说中国话的人，就会误认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派来接他们的人。
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1946年春夏之交，苏联内务部门对溥仪以下各伪满大臣开始了一系列传讯。溥仪开始不知道苏方这样做是为什么，直到1946年8月苏方通知他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证人，他才明白。
溥仪在苏联军方押解下前往日本。在法庭上，溥仪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他详细叙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香椎浩平如何强迫他去旅顺，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怎样威逼他从旅顺到长春去当“满洲国皇帝”，以及他如何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监视，无权甚至无个人的人身自由。
当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他用手使劲地拍打证人台。在讲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认为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先，溥仪大声回击：“我可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
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作证完毕后，他又回到了收容所，继续他的特殊俘虏生活。1950年7月30日，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即使此时，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的翻译别尔缅拓夫表达想要留在苏联的意愿。
1950年7月31日，溥仪登上回国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