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政府尚未与我国建交。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有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便是着名的关闸。
古关闸是明代的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关闸每月只开放六次，仅仅是为了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就用六张封条封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缘故，澳门暂时仍归属葡萄牙殖民者管理。在关闸，中澳双方都设有岗哨：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华界，各有四五个哨兵。
1952年7月15日，一宗鸡毛蒜皮的小事差点引发一场大祸，酿成中葡之间的大战。这就是有名的关闸事件。
当时进驻拱北的解放军属于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的部下，刚刚换防不久的士兵，有许多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驻守关闸的葡兵之中，有些是非洲兵团的黑人，他们与解放军哨兵的岗位相距只有几十米。
一天，一名黑人葡兵突然内急，在炮楼外拉开裤子就随地撒起尿来，两位解放军哨兵从没见过黑人小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黑人士兵一见解放军笑，以为是有意取笑，不由分说便端着枪发起怒来。他怒骂不断，这边解放军也黑着脸，虽然语言不通，但都从双方脸色上看出了不友好。结果，黑人哨兵越来越气，拿起步枪“啪”的一枪就打过来了。两名解放军士兵急忙还击，还投了手榴弹以示警告。
随后双方分别向各自的上司报称受到突然袭击，要求增援。最后，双方竟然动用了野战炮和重机枪开战。葡军哪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死伤累累。
冲突爆发之后，解放军部队封锁了边界，澳门每天依赖内地供应的粮油副食很快就出现短缺，陆路交通也马上中断。关一闭，澳门即刻变成了死城，粮食、水、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大问题。一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漫天。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了。澳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情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给与中共有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答复说，公司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
澳督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深夜，罗保找到澳门商会会长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的办法。
马万祺便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
就在澳门方面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接头时，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的会议室里，叶剑英等人正在紧张地开会讨论。
会上大家情绪都很激动，有人主张干脆调一个师的部队去，造成大兵压境的形势，向澳门政府示威;也有人主张索性封锁边境，不运粮食、副食品过去，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
叶剑英一直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与会者议论了好一阵，才发现书记始终没表态，于是便不约而同停了下来，把目光都集中到叶剑英身上。
这时，叶剑英从容不迫地说道：“新中国成立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心，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一次是澳葡方面先开枪挑衅，大家提出要惩治他们，很有道理啊!”
但是，叶剑英顿了顿，话锋一转：“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葡萄牙与那些至今仍到处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毕竟有区别。毛主席说过，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澳门的居民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受害的还是我们的同胞!对关闸事件我们要慎重处理。”
“如何处理呢?”有人问。
叶剑英端起茶呷了一口，继续说道：“我看，这只是个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
正在这时，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大家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目前我国和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可以叫他们委派两名民间代表来和我们谈。”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与澳门方面谈判。
在这次会上，大家商议，提出了三个谈判的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损失。
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就搭乘花尾渡到了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他们由石岐奔赴拱北关闸。
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却比他们早一天赶回澳门。此时知道黄施民和曹若茗已到，便再次驱车来到拱北。三人经协商后，由柯正平通知澳督府罗保派人来谈判。
罗保得讯后，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除了马万祺，就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被称作“澳门王”的何贤。
何贤接到罗保的电话时，正准备上床入睡。关闸发生的事件，昨天他已知道全部经过，也听马万祺说过被罗保请去咨询的事。于是，他在电话里说：“现在政府一方到底持什么态度呢?”
罗保在电话里谈了澳督的意见，说：“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何贤一听，忍不住叫起来;“喂，大佬，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你叫我怎么谈?”
罗保也知此事难以这样搪塞过去，只好对何贤说：“我也不能作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哪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了，不是吗?”
何贤耳根子软，禁不住罗保一再劝说，不好意思再计较，便只好答应去试试。但是，他临了又加上一句：“我何贤面子再大，也要看帮得是否有道理。没有道理，就没了面子，丑人我做不了啊!”
第二天一早，何贤会同马万祺一道，到了拱北关闸。双方在海关一见面便开始谈判，由于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会谈还没有深入进行，何贤二人便被顶回来了。
当天下午，何贤和马万祺只得又赶回澳门。
何贤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他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打电话转述了中方的态度和要求。罗保马上把何贤的话转告澳督史伯泰，但是，史伯泰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两条都不答应。
罗保又把澳督的意思转告何贤，再求助的好话还未讲出口，何贤就说：“我是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的份儿上，才答应再去的。你也不用多提我们，倒是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才好解决。”
何贤又说他要和马万祺亲自见澳督。
在澳督府，何贤转述了中方的意见，然后，劝史伯泰说：“其实，中方已经作了相当的让步。他们想要困住澳门，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的事。如果真搞僵走到这一步，人家再提出什么要求，你们都只得乖乖答应，那时更没面子!一人让一步，双方有个坦诚态度，您的态度缓和了，我看，这才是解决目前困难的办法。”
澳督史伯泰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他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
第二天早上，罗保打来电话，说澳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
何贤、马万祺又启程前往拱北关闸。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一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内地作传达，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唯有两头讲好啦!”
这一天，谈判终于成功了。
澳门当局正式向中方递交道歉书。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得到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