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几位皇帝寿命之短促，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危机。道光以前各帝，除顺治帝情况较为特殊，只活到24岁外，其他均活至五六十岁，甚至八九十岁。而同治帝只活了19岁，咸丰帝、光绪帝虽寿命较长，但也不过才三十几岁。如果清帝寿命较长，其子继承皇位时一般皆已长大成人，这就至少可以在年龄方面保障新君继位后即可独自处理政务，保证皇位与皇权的平稳顺利过渡。但如果皇帝的寿命过于短促，其继承人的年龄就必然偏小，不但没有任何基本知识的储备积累和政治经验，甚至不具备是非判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继位的小皇帝或借重于朝廷重臣，或依赖于亲近太监，或直接依靠自己的母后，出现一段时间皇位与皇权的分离错位，这就有可能导致权臣专擅或母后外戚专政之类太阿倒持的朝局。
道光以后各帝寿命之短促，子嗣之不旺，预示着大清皇统的危机。晚清御史胡思敬在谈到光绪帝死后无嗣继位时说：“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讲的正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数十年干政，与清末三位皇帝、特别是其子同治帝继位时年龄太小，不无直接关系。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因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依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咸丰帝死后，清廷内部实行的虽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表面看慈禧太后与肃顺等八大臣的权力是旗鼓相当，但实际上慈禧太后占据新君生母这一更有利的地位，使其在与八大臣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朝中部分大臣也都坚持“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政治理念，大都认为只有两宫太后才是皇权的真正代表。
在以后对奕訢的多次贬抑打击中，慈禧太后同样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辛酉政变以后，奕訢自恃有功，有时在用人行政方面，并“不商之于太后……皆由己意……独断而行”。慈禧太后曾愤愤地对他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职。”但奕訢并未完全把慈禧太后放在眼中，倔强而满不在乎地顶撞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但是，1865年3月底，慈禧依仗皇太后的特殊地位、君臣上下尊卑的政治伦理，突然以欺君藐上的罪名，将奕訢罢革，后她又以皇太后的特殊政治身份赏还恭亲王的爵职。这终于使奕訢不得不放下皇子亲王的架子，彻底臣服。
经过历朝历代长达2000余年的因革损易，“君为臣纲”等忠君思想已根深蒂固。环视当时的大清帝国，皇帝幼弱，亲贵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者，尚不能与慈禧太后争锋，尚有何人能够与皇太后争高下、论尊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