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中日甲午战争也可称得上是一场规模大、影响大的局部战争。在这场较量中，日本“以小搏大”却能完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达成了战术的速动，更实现了战略的速决。
日本的战争决策速度、力量动员速度、部队机动速度都远远快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关键性的作战均是速战速决。1894年6月2日，日本做出入侵朝鲜、与清军开战的决定，3天后就成立了战时大本营。日军攻占平壤仅用两天时间，突破鸭绿江防线只用3天时间，著名的黄海海战持续5个多小时。从战略上看，作为一场改变两国命运的战争，战场从朝鲜半岛一直扩展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还包括黄海、渤海广大海域在内，可是整个战事前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试想清军如果能跟日军打一场战略持久战，以当时日本的条件恐怕很难撑过三五年。其实早在1874年，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日两国如果发生战争，“我求利在于速决，彼求利在于缓慢”。真可谓胜负快慢之间，日本靠快、靠速决赢得了甲午战争。
可为什么日本能快、能速决呢?透过甲午战争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日两国社会的散与聚、体制的重与轻、文化的闭与开，以及由此带来的两国战争动能的大小之差和两国转身近代的拙巧之别、拥抱变化的拒迎之异。
社会的散与聚：战争动能的大小之差
按照物理学原理，速度的快慢首先取决于动能的大小。战场上敌对双方的快慢，直接体现的是军队动能的强弱，从根本上讲则是社会动能的大小。军事的刀锋由社会各个层面融合锻造，战争检验着社会的凝聚力。
甲午战争时期的大清王朝，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思想、组织和军事上，都处于离析松散状态。秦山楚水呈现的地理自然阻隔，因现代交通设施薄弱而更显遥远支离;民众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族国家，思想家与决策者难以契合;兵民相斥、海陆军分离、直隶和两湖的兵力分据、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隔海观火……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有一个十分尖刻但却是一针见血的评述：清国“兵民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海陆军队更是支离破碎之极，其利害隔绝而脉络不能贯通。直隶兵败而两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顾;北洋水师大败而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反而暗自嘲笑”。在日本人看来，他们“不是与支那进行战争，而是与直隶省进行战争”。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变，日本以“神道”信仰为基轴，以天皇崇拜为核心，显示了独特、高效的“纵式结构”。明治天皇在民权与主权、南进与北进、文力派与武力派、国粹派与洋化派的争论中，选定并统一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在思想上，“维新之父”福泽谕吉、外相陆奥宗光向国民灌输这是文明淘汰野蛮的战争;“国民思想家”德富苏峰宣称“文明”的日本对“野蛮”的中国和朝鲜动武，是传递“力”的福音;“近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抛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当战争来临之际，天皇、元老重臣、军部、外交大员、思想家、媒体、民众迅速凝聚成一台高效的战争机器。甲午战争的发动和结局，是日本上下一心的结果。
透过社会力量的散与聚，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争战端未开其实胜负已定，战局进程和结局具有必然性。在此，我们还联想到《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军民的抗日之战。在这场保卫家园的战斗中，数十万台湾军民的武器装备落后、保障条件很差，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同数万日军激战4个多月，先后作战100多次，使日军付出死亡4800余人、伤病2.7万多人的重大代价。这充分显示出人心散聚对战争的重大影响，体现社会内聚对于赢得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
体制的重与轻：转身近代的拙巧之别
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杨杰说：“国防所需要的政治制度，是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强有力的制度，只有在战争的考验之下才能辨别出来，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破坏国防绢织的毒菌。”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体制，在战时直接关乎战争力的生成与释放，在平时则决定着战争力的积蓄。甲午战争作为中日军事近代化的一场大考，无疑清晰地辨别出两国政治军事体制的功能强弱差别，更重要的是，它还揭示出两国传统政治军事体制所具有的“轻”与“重”不同特质，正是这种特质决定两国在转身面对近代化时采取了不同的姿态。
长期以来，中国的封建政治军事体制呈现周期性循环固化。漫长的时间、广阔的空间、凝固的体制、传统的思维相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深深地凝结于民族精神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一个政治神经极不灵敏的古老大国。晚清时期既是封建社会末世，又遭遇大清王朝的末期，这种体制笨滞僵化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根据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观察，中国社会“政治的神经不会传达到十八省的各个角落，即便到达，其感触也无异于刺激鲸尾或牛臀。即便有外国人犯境，边地之事也难以传达到首都，就如同足踵上的一个蚊子一样。”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承认，中国自醒自救的过程非常缓慢。像海军这种建立在近代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军事力量，确实需要体制、科技、人才等的全方位支撑，如果体制没有创新，社会仍在沉睡，几艘铁甲舰之力无法挽狂澜。即使在甲午大败之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想变法图强，慈禧太后也决不允许。社会神经整体僵化，国家体制惰性十足，使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失去了自我革新、快速前进的动力。
日本在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旧有社会结构，使天皇的“至尊”和武人的“至强”两种思想取得平衡，并在这两种思想当中留下了思考思维的空间，为求变图新的活动开辟了道路。相对于中国追求把专制神权传之万世，日本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日本这种双重因素的存在，使它在转身近代时要比中国轻松得多。从实际情况看，日本的军部成为主导日本社会发展方向的“股肱”势力，日本军人处于社会的最高层，而不像中国军人那样居于社会的最底层和边缘、缺乏回应军事挑战的激情，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影响并对此迅速反应的统治阶层。当然，也正因为这样衍生了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就整个社会结构而言，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与西欧封建末期极为相似，更具接受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制度的环境条件。当日本打开国门与西欧接触之后，不像中国封建体制的惯性巨大，而是很快显现出符节相合、轻快转身的特点。正如郭沫若所说：“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日两国近代化程度相差不远，但是和洋务运动不同的是，日本新兴工业生产力提高很快。日本政府大力支持民间集资制造轮船和武器，将官办造船厂廉价出售给私人，并且制定措施奖励民间造船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求富求强方面，很快将清朝甩在了后面。
文化的闭与开：拥抱变化的拒迎之异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中以快慢决胜负，其实是两国文化心态封闭与开放所带来的不同应变功效。
中华文化曾以强大的吸附力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但在14至16世纪却转向自我封闭。18世纪末，乾隆皇帝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带来的先进武器不屑一顾，说出“天朝无所不有”的豪言壮语。妄自尊大历来与因循苟且紧密相连。鸦片战争后，徐继畲因为撰写《瀛环志略》，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还因此被罢官;郭嵩焘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使西纪程》，被列为禁书，朝野上下无他容身之地;黄遵宪刻印《日本国志》无人问津，直到甲午战争后才被感叹价值《马关条约》赔款的两亿两白银。这些觉醒者的思想被认为是“学鬼蜮伎俩，有伤国体”。先进的观念消耗在与守旧派的争论和拉锯中，淹没在根深蒂固的防御思想中，禁锢在“中体西用”窄小的变革空间里。近代学习西方受到传统思维和保守力量的掣肘，改革仅限于技术，海权矮化为海防。北洋海军被当作活动的炮垒，没有夺取制海权的愿望和能力而采取绝对的守势运动，最后被消灭在威海军港之内。很显然，自闭自大的文化心理，带来的只能是行动迟滞和失败。
岛国日本和英国，被称为欧亚大陆的两只耳朵，消息灵通，善于学习。尤其是日本，一直处于人类文明边缘地带，没有自己的“轴心文明”时代，其生存哲学是以强者为师、以败者为鉴。日本先以中国为师，16世纪转而学习葡萄牙、西班牙，17至18世纪后掀起通过荷兰了解西方的“兰学热”。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全力学习西方以“脱亚入欧”，不像清政府仅限于技术仿效，而是力求在制度和文化方面与西方相通相同。
中日文化心理的封闭与开放，最终导致亚洲文化师生角色对换，中心与边缘地位逆转。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评价说：“两国虽仅有一海之隔，竟然出现一种奇异的现象：即一方积极采取西欧文明，另一方却力图保守东方积习。”没有经历痛苦打击而开放进取的民族具有前瞻性的智慧，经历痛苦打击而变革求新的民族具有适应性的能力，反复经历痛苦打击才能艰难学习的民族将一次次与机遇失之交臂，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愿意的人，领着命运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时间与空间一样，是战争的重要维度，是战争运动的基本依托，是体现战争效能的显著标志，是战争指导者能够利用的一种资源，也是战争实施者的一种追求。甲午战争告诉我们，传统战争虽然经常被人们认为是“大吃小”，其实同样也是“快吃慢”。在战场上，以慢吞吞对应快捷之敌，显然是必败无疑。以快胜慢，可以说是战争制胜的通则之一。认识到传统战争的以快慢定胜负，更加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信息化战争“快吃慢”的实质。只有平时磨砺兵锋，战时才能迅疾如风;只有大力改革创新，兵锋才会常锐不钝;要想战胜对手，首先必须不断战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