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文、梵文将中国称作“Cina”，音译作“支那”。它的起源非常古老，可以追溯至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在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在古希伯来圣经《旧约》中、在早期汉译佛经中，均可见到“支那”一词。苏曼殊大师说，《摩诃婆罗多》“乃印度婆罗多王朝记事诗，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旧约?以赛亚书》说：“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国来”，“希尼”即“支那”之异译;《佛说灌顶经》《佛说德护长者经》《八十华严》等佛典中，或称“脂那”、或称“震旦”，皆为“支那”之异译。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这些古老的记载都表明，华夏文明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很早就与世界各大文明体系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支那”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称谓，我国本土典籍中从来没有这个词汇。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为什么他国会以“支那”来称呼我国?东西方古老语言中的“Cina”一词究竟是怎么来的?对于该词之起源的解释，也存在着“古今之争”。近代以来的论证多从语音角度入手，有“诸华”音译说、“秦”之音译说、“荆”之音译说、“丝”之音译说、“昌南”音译说等。因论证繁密，囿于篇幅，此处不便详述。要而言之，现代论说的目的主要是“追本探源”，却往往忽略了文明比较的视野，没有考虑到除音译之外，“支那”一词所承载的其他意义。
古人的解释则不然，如果说今人的解释重在“释音”，那么古人则重在“释义”。唐代高僧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玄奘法师向印度国王解释支那国时说：“彼国衣冠济济，法度可遵，君圣臣忠，父慈子孝。”唐代另一位高僧慧苑《华严经音义》曰：“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以为名，即今汉国是也。”可见，支那代表着中国的文化昌盛与智识发达，体现了我国展示给外部世界的礼仪文教之邦的面貌。南宋僧人法云《翻译名义集》曰：“脂那，婆沙二音，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二云‘指难’，此云边鄙，即贬挫此方，非中国也。西域记云：摩诃至那，此曰大唐。”这里开始出现不同的解释，相对于另一个以“中心”自居的文明共同体而言，中国自然成了“边地”。冯承钧《西域地名》亦采纳后一种说法：“支那者，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种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支那”一词予以污名化所依据的，也恰恰是这种逻辑。日本旧称中国为“中土”或“唐土”，这无疑是个带有仰慕意味的尊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为了从根本上割断与中国文明的传承关系，便转而选择一个古老的外部称谓来指代中国。与此同时，日本欲与中国争夺东亚的主导地位，试图占据东方文明的“正统”，故而将中国斥为“边鄙之地”而将自身视作文明中心，于是“支那”一词正符合其所需。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对“支那”前后名义和价值色彩的梳理，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何以是“中国”——毕竟，从外部看中国，可以更好地体现中国文明的独特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