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扮演反腐这一角色的是御史府或御史台，当然后来也有都察院之类的称谓。御史不理庶政，过去叫“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明史》)，这是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内容。那么，古代的御史是如何反腐的?
据邱永明先生考证，以御史弹劾为核心的监察制度创立于秦，秦和西汉的中央监察机关称御史大夫府，御史府长官为御史大夫，虽为副丞相，但并不受丞相领导，而是与丞相和太尉同位三公，分别受皇帝领导。西汉末到东汉，御史府演变为御史台，放在皇室的亲信机构少府，与尚书台、谒者台合称“三台”，御史中丞作为台主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号称“三独坐”，具有独特的地位。至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成为独立的中央监察机关，历代承袭而不改。(邱永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为何帝国要建立一套监察制度呢?因为各级官员是皇帝请来的“打工仔”，老板怕打工的偷懒怠工、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挖帝国公司的墙脚，导致帝国大厦倾覆，所以找一些监工来监督他们，使其尽忠尽职尽责，不敢贪腐。御史既是监工，当然不能由被监督者推选任免，而必须由皇帝亲自任免，其他部门想插手基本上不行。
皇帝的监工是“朝廷耳目”，故要格外精挑细选。比如唐代要求：“凡所取御史，必先质重勇退者。”宋代要求：“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明治体之人，以革浇薄之弊。”明代要求，“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可见，从选人开始，就注重正人先正己，以树立御史的权威。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御史由皇帝任免，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同级、上级行政长官的干预，甚至不受御史台长官左右。御史出巡回京，“或露章面核，或封章奏核”，直接向皇帝汇报，无须经台主转呈，哪怕台主转呈也不能拆阅。同时，皇帝还赋予御史“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尚方宝剑，在特殊情况下，御史可以“便宜从事”，先斩后奏。
为了避免御史行使职权受干扰，在组织编制和地位上，御史台与行政、司法、军事等部门平行而立，不受其他部门管辖，完全独立，自成体系。比如唐代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监察，各负其责。
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是如此，由中央派出御史(不同朝代称谓时有不同)到地方，设立派出机构，垂直管理。比如汉代的十三刺史，是中央派出官员，设立州衙门，不受地方管辖节制，刺史的官秩只有六百石(相当于低级县令)，却敢以贱察贵，监督二千石的郡守，刺史“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
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御史监督别人，谁来监督御史呢?御史也是人，还是有特权的人，御史不受监督同样会腐败。御史对皇帝负责，皇帝显然可以监督御史，可皇帝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监督得过来，所以，皇帝想出了用监工来监督监工的办法。比如汉武帝设立司隶校尉和丞相司直，司隶校尉是皇帝特设的独立监察机关，负责监督京畿地区百官，理当包括御史台的官员;丞相司直监察政府行政官吏，无论中央地方，都可以监督;而这两个机构又都受御史台的监督，于是形成了三者互相独立，各成体系，又互相弹奏的异体监督格局。
又比如宋神宗在尚书省设都司御史房，是一个专掌弹劾御史失职之事的监察部门，其劾举御史失职之事，作为皇帝黜陟御史的依据。通过这个机构，行政部门可以纠察御史的失职行为，制约其滥用职权。通过一整套制度设计，御史对整饬吏治，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皇权政治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御史扳倒贪官的事例如恒河之沙不可胜数，我们讲个级别大一点的——御史弹劾首辅严嵩。
10多位御史用20年扳倒严嵩
严嵩是明代权臣，从嘉靖二十一年至嘉靖四十一年，盘踞津要，“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明史·严嵩传》)而御史对他的弹劾可谓前仆后继。从嘉靖十六年，严嵩还没有入阁开始，御史桑乔就弹劾严嵩“上负国恩，下乘舆望”;嘉靖十九年，御史谢瑜弹劾严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到御史邹应龙扳倒严嵩时，前面共有十位御史或给事中弹劾过严嵩，但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贬、除名、下狱，就是被廷杖打死。对此，连修《明史》的人都不得不说：“当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欤!重者显戮，次乃长系，最幸者得贬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斯百余年培养之效也。”
后来，严嵩与徐阶互斗，严嵩斗不过徐阶，明世宗越来越倚重徐阶，将严嵩冷落一边，徐阶将严嵩败相渐露的信息透露给御史邹应龙。邹应龙冒险上疏弹劾严嵩父子贪贿误国，明世宗下诏逮捕严世蕃，以“纵爱逆子，辜负圣恩”之过，将严嵩革职，令其回乡。
最后，御史林润弹劾严嵩之子严世蕃，说他勾结倭寇、图谋造反，明世宗震怒，将严世蕃处斩，严嵩削职为民，所有家产被抄没——一代权臣终被扳倒。
虽说古代帝王为了监督百官，想尽了监察的办法，尤其是明代监察“组织之密、取权之广、权威之重、委寄之深，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但从十多位御史艰难扳倒严嵩的史实仍可看出：首先，御史是靠不住的，监察体系严密如明代，加之御史“士气不衰”，仍无法阻止严嵩边腐败边升官，以至于盘踞权力津要二十年，成为“不倒翁”。可见，监察管不管用，不在御史，也不在打铁者自身过不过硬，有没有屡败屡战的精神，而在皇帝——皇帝是不是真心想反腐，至为关键。
所谓“主圣臣直”，遇到唐太宗这样能虚怀纳谏的皇帝，御史尚能发挥作用;遇到像明世宗这样“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的皇帝，把你的正当监察行为视为离间君臣，痛加责罚，那就不只是自讨无趣了。明代监察“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而明代的贪腐也是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
第二，从徐阶暗示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可以看出，御史经常是官场上朋党之争、打击异己的工具。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长期擅权，受贿敛财肆无忌惮，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网罗党羽，在监察机关安插亲信。严嵩通过一系列收买笼络手腕，操纵御史，设立弹劾“防护墙”，很多御史与其说是皇帝的监工，不如说是严嵩的打手。
第三，对那些无法操纵御史的官员来说，御史是得罪不起的，其举可以让自己升官发财，其劾则让自己受处分甚至性命不保，“一言以定兴废”。为了不让御史弹劾自己，官员难免百般讨好，大献殷勤，有的御史也是来者不拒，互取所需，猫鼠一家亲。于是御史出巡，表面上看是“代天子巡狩”，实则是一路揽财。
虞云国先生在《晚明的贪腐：体制性的不治之症》一文中举了诸多明代御史贪墨的例子，在此不妨摘录两例。一者，御史陈志先按察江西，途中丢失四件行李，为地方官查获，发现“其中皆金宝”，还有受贿簿，记载受贿“不下数万”。二者，巡按御史黄廷聘过衡山县，知县陈安志不满他托大无礼，一怒之下打开其行箧，暴露“金银诸物甚夥”。事情闹上朝廷，黄廷聘受了“冠带闲住”的处分。
对御史出巡中的丑行，清代伍廷芳曾有痛切陈议：“既需给以盘川，又累地方之供应。所带不法人役，时或狐假虎威，苛索抽丰，沿途骚扰，是为耗费病民之一害。”本来是用御史反腐的，结果御史本身成为腐败重灾区，当纠肃贪贿的御史成了贪腐的急先锋时，就不是哪一个、哪一部官员贪腐的问题了，而是体制性的贪腐。而连打铁者自己也腐化了，哪里还有干净的呢?故吴晗先生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