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来治军严整，岳飞最为有名。所谓“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所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当然，岳飞自己的私德，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不好女色，不收贿赂，不让儿子岳云报功劳，克己之极，以至于秦桧们要给他安罪名，都安不上。但就是这么位刚正不阿的将军，风波亭被缢死了，三十九岁。连秦桧都只能含糊回答韩世忠：罪名“莫须有”。
再往前推，治军有名的，是汉朝周亚夫。当年徐晃在樊城打败了关羽，曹操亲自来检阅，看了徐晃队伍严整，感叹有周亚夫之风。这典故是当年周亚夫细柳迎君，见汉文帝来了也不开军营门，见了汉文帝还穿盔甲行军礼，以及著名的“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汉文帝为此大为满意。之后汉景帝时，周亚夫身为太尉，平了吴楚七国之乱：其战术套路，也就是稳稳守御、料敌机先、后发制人，说到底，还是“治军严谨”这四字上头。但最后，还是没让汉景帝满意，下狱死了。
周亚夫之前，治军以吴起最有名。这一点实在没争议：自古孙吴并称，都说吴起挟七万军，足以横扫天下。在魏国守西河，让秦国吃尽苦头;到楚国没几下，让楚国冠于诸侯。可是支持他那位楚王一死，他也立刻遭遇追杀。虽然历来都称赞他怀抱王尸、中箭而死，让射他那几位也被株连间接报了仇，真是急中生智，但到底没能长久。
明初治军严谨，以徐达为最，所以他老人家军功也是明初第一。当然，结果也实在不算美妙。徐达吃朱元璋所赐蒸鹅而死自然只是传说，但朱元璋不太希望他老人家活着，也是不必细表的了。
治军严谨的诸位，听上去怎么都有些惨呢?
岳飞的问题，历来讨论完了：功高震主;似乎对宋高宗的立储问题有兴趣;坚持要直捣黄龙。但背后关键，则是这一条：他治军严谨，岳家军简直成了他的私人武装，而性格又实在太拧了。
周亚夫的问题，也跟性子拧分不开。当日汉景帝本是有意让他——当时已经是丞相——辅佐自己儿子的，于是请周亚夫吃饭，不给他席子，不给他刀匕：这就是现在请你吃饭，不给椅子不给餐具了。聪明圆滑的臣子，这时自然使手抓了也要面不改色吃下去，周亚夫耿直，一抬头看天子席上，有没有多余的餐具。这就让汉景帝不高兴了，等周亚夫郁郁寡欢地走人，汉景帝还来了句“这么怏怏不快的人，不能辅佐少主啊”。之后有个莫名其妙的指控，周亚夫就被解决了。
另一个例子：
唐朝遭遇安史之乱，本来要完蛋了，得以中兴光复，全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功劳。但这二位后来，命运相去甚远。郭子仪七个儿子八个女婿，都挂靠了宫廷，都有京剧叫《满床笏》，家庭聚会都是驸马爷小王子什么的，完美人生。李光弼的故事，少有人提了。
话说李光弼，出了名的性子严肃，深沉刚毅，治军极为严厉。当年他到太原遏制叛军，主事太原的御史崔众不肯交兵权，李光弼立刻捉了他要斩。此时使者到来，宣旨封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一句话噎了回去：“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就将崔众斩了。所以他行军打仗自然了得，跟上头，尤其是那会儿天子左右二位大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关系相当不好。于是李光弼自镇临淮后，已经不敢入朝见驾了：怕的就是一离开自家军队，立刻被斩于庙堂。之后朝廷屡次征召，他拥兵不敢朝，连手下的将领都看出问题来了，逐渐离心离德。终于五十七岁上，李光弼忧愧而死。
大概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
铁腕治军的诸位，性子多少有些拧，军营里磨出了一副横练筋骨的硬脾气。而庙堂之上，最忌讳的就是硬，面对权臣和天子，就需要做出和柔媚顺的姿态来：这是周亚夫们的不幸。而铁腕治军，又势必会产生“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的事儿，军队成了你家的私人武装，那么，哪怕你懂得哄皇帝和权臣，人家又哪里能放心呢?末了，治军严谨，那是必须得罪人的，说不定还要杀鸡儆猴。这一切都在隐隐约约得罪着人呢。
哪位问了：有没有治军严谨，末了还能独善其身的?也有。比如诸葛亮，出了名的士兵有礼，行军时不掠夺，不乱打猎摘采，所谓“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到这个地步，算是完全掌握军队、言听计从了。可是诸葛亮自己就是丞相，掌握大权，也不用担心有人害。
最微妙的例子，是戚继光。他老人家手创戚家军，当时就规定征召淳朴农民为军队主干，不要游手好闲的城市地痞，那是从一开始就打算严以治军的。事实上，他手下的军队也获得了“戚家军”的美称。他为什么不会功高震主招致怀疑呢?答：戚继光很懂得打关系，早早地和宰相张居正打得火热，还买了所谓“千金姬”，献给张居正去。这种小手段当然不够光明正大，所以《明史》说戚继光和俞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明说戚继光人品不好了。可事实是：张居正一死，杨四畏一掌权，就把戚继光开逐了去，最后戚继光死时，家徒四壁。当然，比起岳飞和周亚夫们，还是好一些。
至于刚正不阿、不跟上头打招呼的俞大猷呢?他比戚继光倒霉得还早：遭了构陷，去锦衣卫诏狱里受了几个月折磨，好在戚继光想法子，把他救了出来。这就是中华名将们的悲剧：治军严谨，或死于非命，或郁郁而终。直性子的，没一个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