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似乎已是盖棺论定的人物。一个世纪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词，对他均持否定的评价，“窃国大盗，一世奸雄”即足以涵盖袁世凯的一生。然而，人性是复杂的，一百年前的社会环境也是复杂的，北洋集团影响和左右了清末民初三十多年的政局，对其核心人物袁世凯的评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便能概括的。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戴；小站练兵使他获得慈禧和荣禄的青睐；山东巡抚任上剿杀义和团更使他飞黄腾达。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的锋芒早在二十三岁时便已锐不可当，他发迹的地点不在中国，而在朝鲜。
甲申政变突然爆发
在壬午事变中，由于庆军抢先于日本登陆，迅速平定了朝鲜境内的叛乱，又扶持李熙掌权，朝鲜王室对清廷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清廷帮助善后，而清政府也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日本被清军抢占了先机，没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但日本人在其后和朝鲜签订的《济物浦条约》中获得了五十万元的赔款和在汉城驻军的权利，当然，这是清政府为了息事宁人而指示朝鲜作出的让步，以免日本心怀怨恨，再来滋事。
然而，日本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好意，他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是必争之地，因此极为反对和仇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拥有了在汉城的驻军权后，日本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插手朝鲜内政、扶持“开化派”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为将来铺路。由于吴长庆帮助闵妃平息了壬午兵变，成为她坚强的军事后盾。因此，当闵妃掌权后，亲华成了必然的选择，那些由她提拔上来的亲华派官员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势力。壬午之后，朝鲜一批激进青年流亡日本。明治后期的日本发展令他们大开眼界，钦羡不已。相形之下，朝鲜却泥古不化，死气沉沉，因此顿生亲日背华之心。这帮青年组织了“开化党”，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亲日力量自然形成，朴泳孝和洪英植等人皆为“开化”中坚。
开化党一回国，朝鲜新旧两派立即泾渭分明。一方亲日，一方亲华，明争暗斗，势同水火。新旧两派的斗争远远超出了朝鲜内政的范围，成为中日两国外交争端的前台戏。起初，开化党的实力远逊于守旧派，只能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一些小的改革。转机出现在李熙身上。李熙喜欢听外国新闻，朴泳孝经常借此进宫，向国王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的刻不容缓，获得了李熙的信任和支持。开化派在现行的权力框架中长袖善舞，实施了许多改革措施。守旧派出于自身利益，不断阻挠并破坏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他们将朴泳孝调离汉城，想以此架空开化派，使其改革运动受挫。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三营庆军回国驻防，力量对比开始向开化党倾斜。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王室和亲华派也开始动摇。开化党和日本认为清廷在战争期间无暇北顾，是发动政变的绝好时机，遂决意起事。政变发生之前，袁世凯已经察觉到情况有异，他将朝鲜山雨欲来的紧张局势函告给了李鸿章并提醒他，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将在八九日内返回汉城，届时可能会有事发生。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变在没有任何预兆的前提下突然爆发。当晚，开化派重要成员，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守旧派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日使竹添托病不出，袁世凯察觉气氛有异，也推托不去，只有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出席。
席间，开化派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以为有人在燃放烟花，纷纷外出观看。这时，埋伏在厅外的开化派党徒一拥而上，将闵泳翊乱刀砍倒，一时间宾主皆做鸟兽散，各自逃命。党徒们趁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恐吓威逼国王李熙写下了“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按预定计划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并将国王和闵妃迁往景佑宫。控制了王宫的日军和开化党新军矫诏召守旧派重臣入宫，以逸待劳，来一个便处死一个。翌日，开化党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的形式函告各国使节，那些早已同他们达成默契的使节纷纷配合演戏，晋谒国王，恭祝新政，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袁世凯一战成名
由于事出突然，袁世凯等人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了政变。在接到陈树棠的报告后，袁世凯当即带兵二百人赶赴邮局，但早已空无一人，日本使馆也大门紧锁。袁世凯带兵沿宫墙巡视，遇到疾行的韩军，问其所往，回答是奉命入宫禁卫。巡视至宫门时，发现宫门已闭。直至拂晓收队，还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次日下午，才探明政变真相，当得知相熟的大臣们都已经遇害身亡时，袁世凯的心情极为沉重。当时，中朝间的公文都要靠北洋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好几天时间。如果按常规请示，重大事变的应对决策必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层来拍板，时间的延误也就无可避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就可能失去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袁世凯表现出了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心理素质。
在开化党公布新政府的成员名单时，驻朝的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对策。吴兆有和张光前两个将领均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情况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向众人转达了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相同，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师出无名，衅自我开。金允植也来函请清军按兵不动，以免伤及被日人挟持的国王。会商的结果是，清军暂不出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请求增兵并指示应对策略。袁世凯则负责联络争取由他编练的朝鲜新军。当晚，袁世凯向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第二天上午，开化派政府发布改革政纲，汉城居民得知政变是开化党勾结日本人所为，一时人心思乱，举国惶恐。幸免于难的守旧派成员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要求出兵勤王，众人仍是犹豫不决。
在两次致函国王，要求晋谒并带兵入卫王宫的请求被拒后，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间不容发，力主入宫戡乱。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见众人首肯，袁世凯立刻率一营官兵及朝鲜新军左右营赶赴王宫。一入宫，便遭到守军的猛烈射击。清军果断还击，双方展开了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出宫门，投奔清军大营。袁世凯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开新一轮的激战。袁世凯身先士卒，即使尸体满路也毫无惧色，奋勇当前。正胶着间，守军中数百个之前蒙袁世凯督导训练的士兵临阵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战局立刻急转。
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退回了使馆。朴泳孝等政变骨干亦随之逃跑，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人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避难。整个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大获全胜，但遗憾的是仍不见国王的踪迹。袁世凯重金悬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才得知其下落，立刻派兵前去抢夺，洪英植试图阻拦被杀。次日，国王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新政府，并召见各国使节，告知政变平息。竹添因使馆连日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攻，惊惧交加下，自焚使馆，逃往仁川的日本领事馆躲避。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而告终。袁世凯一战成名，应国王之邀，居于偏殿楼下，朝夕接触会晤，成为清廷在朝鲜的实权人物。
无论是日方还是中方，其军事行动都是未经政府批准的。成功则罢，一旦失败，将会承担严重的责任。因此，这种铤而走险的行为一旦发动，就必须一气呵成干到底。在这场对双方领军人物个人意志的考验中，袁世凯胜，竹添败。这一战促成了袁世凯的崛起，此后十年，他成为清政府驻朝鲜的头号人物。在李鸿章的遥控下，袁世凯恩威并施，全面控制了朝鲜的内政外交。同时，经此风波，朝鲜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日渐高涨，对清廷的向心力逐渐减弱，对朝鲜官民而言，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而日本方面，一次小的失败并未阻挡其扩张称霸的野心，日本人痛定思痛、枕戈待旦，十年之后，借朝鲜的另一次内乱——东学党起义，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次，清廷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