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一场由民族主义激发而来的革命，而民族主义又极容易发展成种族的仇杀主义，这种倾向在武昌起义的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参与起事的革命士兵吕中秋回忆说，最先发难的工程营在起事之前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即有“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满人者斩”两条。为证明革命的合法性，辛亥年对满人的杀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有意隐去，但历史终究是历史，革命也具有多样性，它不可能像处女一样的清白。
起义爆发后，测绘学堂的革命学生试图杀死他们的旗籍同学松景，后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杀戮会吓走学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据第三十标的革命士兵鲁祖轸回忆，当时他们所在标(标相当于团)的各棚都有一两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负责解决，起义时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刘秉钧负责结果一名叫双璧的旗兵，但当他紧跟在双璧的后面，待机动手时，“我棚正目陈佐黄见我迟慢，即高举枪托猛击双璧头顶，原期结果性命，不料枪托稍偏左，双璧顺势滚下楼梯，一溜烟向第一营旗兵营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驻防地，但随着清末新政的铺开，一些满人(主要是荆州八旗)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到这个省会城市。从1904年起，在湖广总督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步兵标(团)，其中第一营中的两个队(每营共四队，每队大概150人)和第二、三营的各一个队，大概一个营的兵力为旗兵构成，他们的统领也是满人。第三十一标也有一个队的旗兵，另外大概还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尽管这些人在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满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据武昌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军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首义后两天，还有不少的旗兵四处窜扰，间或也有少数人趁火打劫，同学萧杰臣、刘邦钦、傅人俊、王兆鸿等，联合部队在长街刘天保对面某住宅内，拿获枪械齐全的旗兵十余人，当即枪决。江学行、李春山等亦随蔡等出营，沿途消灭旗籍兵士甚多”。
毋庸讳言，革命总是伴随着血腥、杀戮与混乱的，即便是号称“和平的、代价很小”的辛亥革命，其在革命的进行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并不是那么值得颂扬的东西。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熊秉坤曾回忆说，12日的反满暴力达到了顶峰，那天的杀戮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于一百多名绅商联合起来，一致要求湖北军政府阻止其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满人，但军政府却以军事需要为借口而拒绝了，直到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出面干涉后，军政府才于13日下令停止这种杀戮。尽管他们心里并不愿意，但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列强在这场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路透社的记者于14日来到武昌，他“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则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满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满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为过早的释放而在回荆州的途中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满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如果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危险的话，那么杀害妇孺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路康乐的《满与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满人妇女可怜的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
在这场风暴中，满人妇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为她们的头发、服饰和汉人女子有较大的差别。更要命的是，即使这些可以改扮，但她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满人女子不缠足，她们原本引以为为自豪的天足，这时却成了危险的来源。
相比而言，武昌起义中被杀的满人并不算多，最严重的是陕西西安。西安的满人大概有2万多人，城墙很高，防御坚固。1910年，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到陕西游历访问时，他对当时的满城和满人颇不以为然:“在西安，如今的八旗子弟居住区城墙东倒西歪，空气沉闷，到处是杂乱和腐烂的景象。在一个军事演习的大场地，满清高级军事官员正在一旁检阅边奔跑边打靶的骑兵。那些懒洋洋的享有特权的八旗子弟虽然曾在军队里受过所谓的训练，但毕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战斗力，行军二十英里他们就会垮下来”。
在革命军攻打了一天一夜后，西安满城终于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从南面和西面涌入，并将城内的所有居民视为敌人加以攻击(或者说杀戮)，据一位名叫J.C.凯特的英国传教士事后的调查，“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回顾时承认：‘没有必要杀死这么多满人士兵及其家属。’”
杀戮极其残酷而且彻底。据凯特的记录：“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满人就这样被无情的杀死了。”
三天后，革命军下令停止屠杀，据凯特的估计，满人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被杀死，要么自杀”，换句话说，至少有一半的满人被杀。整个满城也被抢劫一空，而存活下来的人，有钱人被敲诈，小女孩被绑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轻的妇女则被迫成为穷苦汉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驱逐出西安。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在事后的回忆中，陕西革命士兵党自新也不无隐晦的承认，攻破西安满城后，各战斗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在城内逐巷逐院的进行搜索战，在此其间，一些士兵和领队官杀死了一些不必要杀死的旗兵和家属(这段话可与前面凯特所说的相呼应)。
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引用英国外交文件称，西安为革命党所占据，男女老少约有一二万人的驻防旗营(满蒙八旗)实际上被全部消灭，8名外国侨民也在混乱中被杀(这些文件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根据当地传教士的报告后发给外相格雷爵士的电报)。李约翰是知名传教士李佳白之子，也是庚子年使馆之围中年龄最小的外国避难者，当年中外间的血腥杀戮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革命中的滥杀，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事的江湖会党所造成的。据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的回忆，革命后的西安完全被哥老会所控制，就算是革命党出城也须经会党首领同意。领导陕西革命的分别为会首张云山及同盟会张风翙，张云山混迹兵营多年，后在陕西新军中开香堂，吸收上千名新军士兵，势力很大。但是，会党是一群骚动不安而极其凶险的乌合之众，由其充当主力(哪怕是会党士兵)的革命难免出现各种混乱，其中也不免失控性的杀戮。
辛亥年，凡是有满城的地方，都出现过滥杀的情况，只是程度上往往因地而异。当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辛亥年悲剧发生时还是有很多汉人设法去保护那些无辜满人的，如武昌的士绅要求军政府禁止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满人，一些西安幸存的满人也在事后回忆称为汉人老百姓所救。在鲜血与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终究要高于那些莫名的革命冲动与无逻辑的理念。
辛亥事变后，广州满族宣布和清政府脱离，后人叫“和平易帜”，放下武器、脱掉军装、走出八旗军营，但是激进的党徒仍然杀害满族，大量的满洲人被杀，部分纷纷逃离居住了200 多年的家园，到广东的乡下隐名埋姓、改称汉族，一些人因逃亡广东顺德，自称关姓汉族，顺德籍贯人，直到80年代才恢复自己的满族族籍。光绪年间广州八旗3万，到辛亥事变已经是1500人了。
当时杭州、河南等地杀满人，把砍下的人头扔进井筒子里，一个一个的井筒子，填得满满的。清帝逊位，民国政府签字清室优待条件的墨迹未干，那些反动会道门组织的革命党徒就对满人进行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大屠杀。接连杀了好几天，才在中央政府的一再制止下停刀。很多满洲八旗驻防军的后人都有一本血泪史。
1911年10月西安满城劫后余生 逃入英国浸信会的满人照片，当时城内满人逃生只有两条路，一是趁起义军不备翻越城墙而出，二是逃入教会受外国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