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掠劫，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今天，《泰晤士报》试图为当年的英军找借口：英军指挥额尔金勋爵称，一位《泰晤士报》的记者在中国受到了折磨并伤重致死。得知这名记者的死讯后，额尔金勋爵感到了肩负的“责任感”：“如果我不为这名记者报仇，那么《泰晤士报》会怎么说我？”于是他下令火烧圆明园。他随后表示，“我认为，毁掉圆明园是我面临的多种处理方式中最合适的一种。”此举旨在“通过一种庄严的惩罚之举表明震惊和愤慨之情”。
当威廉王子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将希望帮助巩固英国与世界大国中国之间的关系。但英国与中国的关系从来就不仅仅只与未来有关。在中国人眼中，还有极为敏感的历史问题需要去克服。
没有什么能比一次对文化宝库的破坏事件更能代表这种观点了。1860年，额尔金勋爵（洗劫巴特农神庙的老额尔金勋爵之子）下令他所指挥的英国军队焚毁北京的圆明园。圆明园面积广阔，园内建有令人惊叹的住宅、戏院、寺庙以及包括欧式在内的不同风格的各种精美建筑。此外，园内还有帝王搜集的举世无双的精美艺术品。
中西合璧的海晏堂是圆明园的精华，图片正中是精巧的十二生肖喷泉
圆明园内的物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一路打到北京的英法联军的掠夺。但额尔金勋爵为什么要下令烧毁圆明园？这是每个中国小学生现在都要了解的国耻，也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
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额尔金勋爵与一名《泰晤士报》记者的关系。这名记者名叫托马斯·威廉·鲍尔比，他是我的祖先，他在1860年9月遭到中国人杀害。我们或许会认为，记者“随同”军事行动是一种现代现象，但实际上早在100多年前，《泰晤士报》就在鸦片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派鲍尔比随同额尔金的军队远征中国了——这场远征的目的是迫使中国统治者进一步敞开国门，与西方进行贸易并接受西方的影响。
鲍尔比与额尔金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们中途在埃及停留并一同参观了金字塔。额尔金称鲍尔比“十分友善”。行动开始后，鲍尔比就对英军的胜利以及新的阿姆斯特朗炮（这远比中国拥有的任何武器都要先进）进行了报道。
据即将播出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显示，额尔金希望鲍尔比报道其取得的军事和外交胜利，并派他与一批英国与法国官员以及印度军队前去就他们所认为的最终的中国投降问题进行谈判。但这些人被中国俘虏，包括鲍尔比在内的其中一些人受到折磨并伤重而死。
现在的额尔金勋爵是一名热衷于研究这些事件的学生。他向我展示了他家庭档案文件中的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一名英国官员描绘的，画的是鲍尔比惨不忍睹的尸首。谈起他的祖先时，他说：“有些事你本来可以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判断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感受是什么——强烈的感受。”
1860年，额尔金勋爵因自己朋友的遭遇感到震惊，并对自己的声望感到担忧。据称，他曾对一名法国指挥官说：“如果我不为这名记者报仇，那么《泰晤士报》会怎么说我？”
因此他下令烧毁圆明园。他随后写到：“我认为，毁掉圆明园是我面临的多种处理方式中最合适的一种。”此举旨在“通过一种庄严的惩罚之举表明震惊和愤慨之情”。
与此同时，中国的舆论对这样解释额尔金勋爵的决定不以为然。学者王道成认为，有关额尔金勋爵愤怒回应人质遭遇的说法只是一个借口。他说，这是他们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的说法，也是他们试图维护所谓的道德高地的方式。
如今在圆明园里，你仍然能够看到烧焦的废墟，中国游客在废墟中参观以了解西方的暴行。他们还在愤怒地谈论遭到英国和法国军队掠夺的数千件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目前保存在西方的私人收藏所和博物馆里。额尔金勋爵在他的日记中承认曾被由法国军队开启的这场大掠夺所震惊：“战争是一件可憎的事情。看得越多，就越憎恶它。”但在那个时候，掠夺是常见之举。
举例而言，在肯特吉灵厄姆的皇家工程师博物馆（Royal Engineers' Museum）中就收藏有1860年后从北京带回的艺术品。
副馆长詹姆斯·斯科特说：“我们必须保持敏感。”但“事实上我们不会提起‘掠夺’这个词。我们试着提供尽可能中性的解说”。当掠夺品出现在拍卖行时，会触发更多的敏感神经。有时候这些拍卖品会被骄傲地证实是由士兵从圆明园带回的——这种来源会提升它们的市场价值，但也会激怒中国人。他们一直在努力地搜寻这些艺术品的下落。据中国文化部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的牛宪锋说，中国永远不会放弃索回这些被掠夺或被盗文物的权利。
中国知道依法归还是不大可能的。但他们希望至少通过让英国和法国更加公开地承认1860年所发生的事情，来让后者感到羞愧。正如圆明园所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的那样，接受中国强大的未来，同时意味着适应其痛苦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