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君臣，怕“夷”是一种传统。无论是晚宋还是晚清中国，政府官员在“恐夷症”方面，是世界闻名的。
然而，民间对“夷”却往往恨大于怕，尤其是民间武装，他们并不恐夷，甚至最喜欢与夷敌叫阵。从晚宋到晚清，从宋江征辽，到义和团大战八国联军，民间武装不时跳出来向“夷”挑战，前赴后继，不怕牺牲。
在翻看这些“内忧外患”时期的中国农民起义史料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现象：
这些义军一旦有政府撑腰，什么都敢干，什么敌人都敢打。
宋江征辽正史鲜有记载，民间传说、《水浒传》里讲述得比较多，是真是假有待考证；但是晚清“义和团大战八国联军”，虽然几乎不在同一个时空隧道里，但却有确凿史料记述着他们的勇敢——
“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
义和团之英勇，与他们的乱杀无辜一样，令西方军队惊骇。然而，如此英勇的义和团，却也有一怕，他们怕什么呢？怕政府官员。
那些不怕死的义和团首领，到了清政府官员面前，立刻就矮了半截。
史料记载，义和团山西首领在山西巡抚毓贤面前毕恭毕敬，赞其是“大清官”。义和团河北首领李来中向清朝大员刚毅表忠心——义和团只反洋人，不反朝廷。
当慈禧太后肯定了义和团的“爱国行为”，奖励了攻打使馆的义和团几车瓜果梨桃后，这些义和团员们，奋勇前进，不惜以生命代价报答慈禧太后的“水果”。
义军的勇敢，为什么在本国君主面前就荡然无存了呢？
梁山与义和团这类义军的“胆量”，有些“匪夷所思”，但我认为，这恰恰就是中国“内忧外患”时期民间武装爱犯的通病——有胆打狼，无胆杀犬。
就像那宋江起义，你连“虎狼之师”契丹都敢打，怎么就不敢灭了“鸟皇帝”呢？至于义和团，拿着热兵器的洋军吓不倒你，为什么在一半还操着刀剑的政府军面前就五体投地了呢？
要解开这个“勇气”谜团，就必须细究什么才是他们的“胆”？并且，还要分析“胆”后面的“识”起到的作用。
宋江造反，犯于一个“义”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暗藏一个“忠”字，之后“聚义厅”改成“正义堂”明摆出来——忠义是他们的胆，而忠是头等大事，这是他们最大的胆——要“替皇帝做事”。
义和团在这一点上与宋江大同小异。他们以“装神弄鬼”起家，但是最大的胆子却不是虚拟的“莲花圣母”给予的，而是现实中的“老佛爷”给予的。他们的第一愿望和动力，均是获得太后的认可、清政府的承认。
在警告国闻报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
可见，义和团的最初自我定位是做大清国君主的好奴才。义和团的死敌不是政府，而是外国军队。“扶清灭洋”的与“替天行道”的中心思想差不多。
翻看义和团历史的后一页，即便那“扫清”与政府翻脸，主要矛盾也不是对着政府来，二次起义之后的“新义和团”干了些什么呢？不进攻官府，而依然走与“老义和团”一脉相承的老路——逢洋便烧。他们“最辉煌战果”，还是瞄准教堂——焚烧威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天主教神父。
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那么他还能怕什么呢？所以，义和团和梁山的问题，恐怕不是“胆”的问题，而是“识”的问题了。
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义和团的大侠们，他们不懂得“反什么”才是救国的根本。他们不明白，外敌之所以在自己的国家为所欲为，是因为本国有个腐败政府。此番道理，血的教训也未换来思想的觉悟，可谓“死都没死个明白”。
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两千年一成不变。就是因为有人“有识无胆”，有人“有胆无识”。有识无胆的人不敢行动成不了事，有胆无识的人敢打敢拼，但脑子不先进，所以，除了被利用，还是被利用——利用过后，整个社会还是“原地踏步走”，甚至“向后转”。
可惜了他们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