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代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战前社会经济充分发展，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处于封建盛世的顶点。战后经济遭到破坏，藩镇割据兴起，朝廷财政危机不断。对这样一个重要事件出现的原因，人们意见分歧，说法众多。那么，这个事件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天宝十四年(755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旨诛杀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叛乱。叛军势如破竹，一路攻陷陈留、洛阳，直逼潼关。次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六月，叛军攻克潼关，进军长安，玄宗仓皇出逃。太子李亨逃至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这场叛乱直至代宗广德元年(762年)史朝义兵败自杀，才算勉强平息。至此，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
安史之乱对唐中后期影响重大。叛乱之后，唐朝政局趋于混乱，藩镇割据势力日益坐大，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安史之乱成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因此，安史之乱历来都是唐史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历史事件。在谈到安史之乱的起因时，大家有不同的认识，呈现百花齐放、众说纷纭之势。人们分别从军事、经济、民族、阶级斗争、用人得失等各个角度阐述了叛乱爆发的原因。
一些人着重从军事角度来阐述安史之乱的起因，认为设立藩镇、边兵过重是叛乱爆发的原因之一。唐前期，在边防要地设置藩镇，以节度使统领军队，代表皇帝驻守边疆，后来逐渐推广成为制度。到了玄宗时期，在边地设置了九个节度使，每个节度使拥有2至9万人的军队，而当时唐朝全部军队的总数不过57万。节度使的边兵要比京师及内地的兵多出6倍，且精兵强将都集中在边疆地区，这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不仅拥有长期受自己控制的军队，还兼管着当地的民政、财赋，很快发展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设置边镇与节度使并不是动乱发生的原因。他们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相邻民族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使经济条件较低者为物质享受所引诱，向经济发达地区施行掠夺与侵略。也就是说，安禄山是被当时中国繁荣景象所引诱，才发动了叛乱。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做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和调整。他整顿纲纪、废除苛法、重视生产、对外开放，天下太平，经济繁荣，开创了有唐一代的盛世，史称“开元盛世”。史书记载，开元盛世之时，谷物连年丰收，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有的陈年稻谷都已腐烂，繁荣富裕可见一斑。而唐代交通较为便利，水陆交通贯通全国，江淮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漕运送往京师。玄宗时的漕运改革，使他不必移驾洛阳，便可坐享江淮的丰富物产，这使胡人出身的安禄山十分眼红。而玄宗长年不至洛阳，无法直接掌控河北军队，也给了安禄山在此地坐大的机会。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能力与想法，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质享受以及更大的权力，便趁朝廷不备之际，发动了叛乱。
再反观唐朝经济，虽然表面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盛世背后，己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唐朝赖以富强的“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大豪商大量兼并。大批农民陷入了失田失业，破产流离的绝境。大地主兼并垄断土地，使经济恶性膨胀。到玄宗执政后期，这种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完全主宰了国家经济命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极端悬殊。贫富差距的极端化，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失去土地的农民承担不起日益繁重的赋役，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亡，生活越来越艰苦，只有沦为大地主的荫户、奴埠或者是铤而走险、占山为王，以劫掠为生，甚至是聚众造反，进行武力反抗斗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给了安禄山之流可乘之机。
富裕奢侈的生活也腐化了统治阶级的头脑，政治腐朽、精神堕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夺取更多的财富与权力，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在不断激化。部分学者便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这一角度来阐述安史之乱的起因。认为安史之乱实际上是一次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首先是宰相与寒族、胡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唐初原就有“出将入相”的制度，但到了李林甫任宰相之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宰相之位，向玄宗提议用胡人为将。胡人没有文化，不识汉字，即使有再大的功劳，也不可能入朝为相。这样，他就可以长期占据相位。殊不知此举必然引起胡人的不满。而边防重镇长期落入胡人之手，也是一种隐患。当杂胡出身的安禄山实力扩大又极得玄宗宠信之时，必然不将贪暴无能的宰相放在眼里，两人的明争暗斗，促使了安禄山举兵叛乱。杨国忠继李林甫为宰相后，见其手握重兵，飞扬跋扈，亟欲除之，他多次在玄宗面前陈述安禄山有叛乱之心，但玄宗始终对安深信不疑。杨国忠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派门客捕杀安禄山的心腹，希望能激怒安禄山，促其叛乱。后来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之名起兵叛乱，盖缘于此。其次，安禄山与太子的矛盾也是原因之一。安禄山曾为了讨好玄宗，不拜太子，声称“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这样的言行必然引起太子的强烈不满。到玄宗年事渐高，身体渐弱之时，安禄山担心玄宗一死，太子即位会对他不利，遂生叛乱之心。
也有从民族矛盾来探讨叛乱爆发的原因的。唐朝虽属开放型的封建王朝，但在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影响下，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玄宗时期，就多次攻伐奚、契丹部落。但同时，玄宗又完全不设种姓之防，宠信杂胡安禄山，任由他大肆提拔胡将，排斥汉人。安禄山在天宝十四年(755年)，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还养同罗及降奚、契丹健儿八千多人为假子。他以后的叛乱就是以这些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就提到:“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吮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长成，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个别学者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认为安史之乱的参与者以粟特人为核心，叛乱是粟特人问鼎中原的一次明显的表现。安禄山打扮成该族的光明之神，以此为号召，在当地粟特人聚集部落，利用粟特人的组织和理财本领，组织起叛乱。这两种观点都视角独特，同时也深化了对这场叛乱的认识。
最为普遍的看法，要属认为玄宗腐朽统治是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把安史之乱的起因归结于玄宗统治失误的个人因素，包括他的任相非人、拒谏杀谏、沉溺酒色、不问政事、任用胡人、姑息养奸等等。玄宗享有太平之世日久，以为天下太平，从此万世无忧，“宴安骄侈”就代替了“励精图治”。从早年的积极纳谏转变到拒谏甚至杀谏。对敢于直言进谏的正直君子憎恨排斥，反而“远正士，昵小人”。他罢黜张九龄，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正是安史之乱的祸端。玄宗迷恋杨贵妃，还使其一家得贵。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从兄不是朝中高官就是驸马。而另一从兄、不学无术的杨国忠竟出任宰相，甚至身兼四十多个职位。封建纲纪完全乱套了。玄宗对杨氏一门的宠溺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财政和军国大事。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仅三位国夫人每年的脂粉费就要赐钱百万，其他赏赐更是不计其数。他还无数次地带杨贵妃临幸华清池，铺张浪费更是史上罕见。因此，唐以后各代皇帝都对“女祸”有所防范。明太祖朱元璋就曾说过:“昔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这“声色”就是指杨贵妃的女子之祸，而“权奸”则是指任相非人。
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赞同以上观点，认为个人统治的得失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叛乱的起因，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发展的必然。安史之乱是唐前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压制日益强大的藩镇势力。他以传统的御臣之术来驾驭边将，以藩镇牵制藩镇。重用安禄山就是为了保持藩镇之间的力量平衡。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以哥舒翰和安禄山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玄宗根本无力阻止这场灾难的降临。
还有人认为玄宗对藩镇势力过于信任，毫无警惕，招致大祸。但有人不同意，认为玄宗面对崛起的强藩，并非毫无顾忌，对安禄山也不能说毫无警惕，作为一个封建君主，他只能用传统的御臣之术驾驭边将，再通过各镇蕃将控制各地的镇军，因而无力制止必然到来的灾难的发生。
有人认为这场战乱既不是民族矛盾尖锐的结果，也不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所致，是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能力与想法，朝廷虚弱，又给安禄山提供了叛乱的可乘之机。由于军事体制的变革，边防形势变化的需要和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使得安禄山手握重兵，遂有了造反的野心。更有人认为安禄山是在李林甫拉拢和指使下势力膨胀，企图在唐玄宗死后以武力推翻太子李亨的一个配角。
有人认为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两人积极地执行玄宗加强对农民剥削和扩大对各族战争的政策，而这种政策使得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了起来，终于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因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不是玄宗置相非其人，而是玄宗为首的统治者没有能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制定正确的方针。
可以这么讲，像安史之乱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其起因本来就是相当复杂的，单从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都不能完全概括出它的起因。只有将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更清晰、透彻地看到历史的真相，相信这一历史谜案解开的日子已经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