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是个乱世，乱世在给人们带来深重的苦难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原有的秩序体系被摧毁，出现了重新建构的空间和机会。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制度解体，昔日的等级、门第观念不再那么森严，不再被人们所特别看重，这就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可能。
清人王闿运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乱世都会造就一批人物。 “世道愈乱，贤士愈积”。
乱世中,一大批饶有实践经验、具有智慧、谋略与治事能力的底层人物有机会在崛起，成为社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有人认为这就是所谓乱世“人才纵横定理”。
春秋战国时期，是典型的乱世，恰恰在这个时期，一批光耀千秋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如群星闪烁，集中涌现，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才高地”。
三国时期，是又一个乱世，这个时期群雄争霸，谋士辈出，猛将如云，成为历史上第二个“人才高地”。
我以为，“人才纵横定理”，在五代这个乱世也是能够成立的。
五代时期一些原先是小角色的人物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他们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从民间崛起，其中有的人发挥出了聪明才干，对推动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且经过数十年由个别而组合、到群体逐步扩展的历程，到了五代中后期逐渐现出了综合型人材的端倪。
但是乱世也是一个民族与命运大劫难决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优秀分子会受到比平时更多的磨难，甚至成为祭台上的牺牲，民族精英被消耗、折磨、摧残的例子不胜枚举。
五代后唐时期，曾经担任过军队中门使(类似现代军队中的总参谋长)、宰相和枢密使的郭崇韬就是其中一例。
郭崇韬原先是一名小吏，文吏型人物起于基层，对官场利弊，世态炎凉和人间冷暖有着切肤的感受，所以这些人往往遇事机警，从容干练，极具办实事的能力。
郭崇韬是代州雁门(今山西雁门)人，出身寒门，史书上对他年轻时事迹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他的生平不详，只知道其父名宏正。
郭崇韬原先是昭义节度使李克修手下的一名小吏，“为人明敏，能应对，以材干见称。”受到李克修信任，李克修对他不断提拔，让他参与军中事务。李克修死后，他被李克修的堂兄晋王李克用收用，任教练使，此后就一直是李克用的近臣。
五代后梁、后唐等朝，是中国历史上军阀掌权，占主控地位的特殊时期。
尽管在军阀政治的大环境下，文臣参与议政、决策的活动空间被大大挤压;但是一些在文书运行、财赋管理、刑事鞫断等事务中，仍然需要发挥文职人员的作用。
因此具备专业业务才能的文吏型人物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他们事实上成为当时官僚行政的主要行使者。
?朝和五代之交，文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专攻礼乐文章、诗词歌赋的“儒生”、“文士”;另一类是起于基层的“事无巨细，皆得专之”的文吏型人物;甚少有兼具两类才华的人物。
“儒生”、“文士”专攻礼乐文章、诗词歌赋,他们在乱世中所从事的事业往往与生存状态严重脱离，面对纷乱的现实无所适从，显得孤傲而又脆弱，悲凉但又无奈。
李白在《嘲鲁儒》中说：“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所谓“经济策”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不是一会事，在古代专指安国定邦，经世济民的才能。李白嘲弄的?儒，是一种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这些人的特点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知道国家形势的大局，何谈安国定邦，经世济民?
不过李白自己也未必有治国安邦之才，李白在诗词歌赋方面绝对是位天才，但在办实事的能力上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唐明皇一度对他青睐，只不过把他当作一名文学侍从，幸臣而已。他自己感觉好的很，自比诸葛、谢安，真以为自己是块能当公卿宰相的材料，羽扇纶巾，从容应对天下大事。却一直得不到重用，心中愤愤不平。晚年投靠永王李磷，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不料稀里糊涂地陷入“谋逆”大案，差点为此掉了脑袋。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的《嘲鲁儒》除了嘲弄一些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外，何尝不是一种自嘲?
文吏型人物起于基层，这些人年轻时长期在底层生活，饱尝凄风苦雨，痛感人世艰辛，对官场利弊，世态炎凉和人间冷暖有着切肤的感受，所以这些人往往镇重勤勉，遇事机警，应对从容，做事干练。
秦汉时期，李斯、韩信、萧何和曹参等人都出身于小吏，后来都成就了一番事业。
五代时期，也有不少这样的人物，如敬翔、李振、谢瞳和史敬镕等。
郭崇韬也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一个，他极具办行政实事的能力，无论对军事形势和?治形势的判断，都十分敏锐。所以郭崇韬后来能够“出将入相”，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