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官员比较守规矩，虽然北宋后期与南宋出现了童贯、蔡京、秦桧这样的权臣，也有贪污腐化、买官卖官行为，但比起晚期的唐朝、后来的明清，官员算得上清廉。南宋时，蒙古国名儒郝经将汉、唐、宋赞为“后三代”，他上书宋理宗说：“汉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贵朝则似乎周，可以为后三代”。元朝官修《宋史》中说：“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明代文学家张溥在《宋史纪事本末.叙》里认为宋代有四大“法高前代”之处：“礼臣下，崇道学，后妃仁贤，宗室柔睦。”前人的论述虽然未必完全中肯，但大体上还是准确的。
人的本质是自利的，皇权时代的官员更是将这种自利发挥到了极致。宋朝的官员在搞腐败上相对胆小，不是因为他们的品质如何高尚，也不是因为他们怎样清心寡欲，实在是因为宋初的皇帝对腐败盯得很紧。宋朝本是一个相对仁慈的朝代，立朝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嘱咐儿孙：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然而，宋太祖对贪官却深恶痛绝，曾经宣称“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当时“受赃弃市者多矣”，仅见于记载，处以极刑者就多达20余人。像乃兄一样，宋太宗的脑子里也满是反腐意识，他曾亲笔书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并要求各级官员将其刻在官衙门口的石头上，称为“戒石铭”。大宋皇帝知道，思想政治教育虽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制度的跟进，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大宋王朝的做法是用无所不在的密密的人眼一层层地盯着官员手中的权力，颇类似现今一些城市的“天网工程”（大街小巷都装上电子监控器）。
大家知道，苏轼在熙宁四年到七年做过杭州通判。通判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监督知州及其他官员，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地级市纪委书记。当然，通判也是人，他可能清正廉洁，也可能与知州等官员互相勾结，就像现在也有少数纪委干部知法犯法一样。宋朝的皇帝想到了这一点，在州郡之上又设了路分大员：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虽然这四个路级高官不专管监察，但其职责上都有管监察一条，并且互不隶属，各司其职，知州、通判买通了这个，未必能买通那个。
除了地方“天网”密布，中央还有一张更大的”天网”，就是俗称乌台的御史台。御史台的“编制”充足得很。最高首长叫御史中丞，只排在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之后，其地位相当于副相，比一般尚书威风得多。次长叫侍御史知杂事（元丰七年后去掉了“知杂事”三个字），另外还有殿中侍御史2人、监察御史6人，中级官员有御史台检法、御史台主薄、御史台推直等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基层办事人员。御史台的人官帽都跟其他官员不同，御史中丞的帽子叫獬豸冠（獬豸是一种性情忠直的兽），监察御史的帽子也缀有獬豸角，可见朝廷对这些监察官员的期望非常之高。宋朝如此重视对官员的监督，源于宋太祖对腐败亡国的深深恐惧。唐代本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朝代，然而节度使权力太大，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地方政权内部腐败盛行，最后导致灭亡。（文 游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