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是唐朝中后期的杰出诗人。他的诗作以瑰丽含蓄闻名，为了弄清他诗中所包含的真正含义，无数学者都对他的生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其中，最为众说纷坛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与牛李党争的关系。
关于李商隐和牛李党争的关系问题，从五代和北宋以来，便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他是李党，也有人说他是牛党，还有人说他一生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但是最终受到两党的排挤。建国以后，大多数学者则倾向于说他是牛李党争的无辜牺牲品。不过，不管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争论，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李商隐卷入党争，是从他在牛党人物令狐楚死后，转入属于李党一派的王茂元幕府并成为其女婿开始的。然而，对于这一点共识，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王茂元既不是李党，也不是牛党，他与党争无关，因此，李商隐入王茂元府，也根本不存在卷入党争的问题。
首先，根据两《唐书·李商隐传》中的记载，李商隐早年受到令狐楚的赏识，曾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幕府中做事，并且因为令狐楚的资助才考上了进士。但是令狐楚死后，他又投到了当时为河阳节度使的王茂元的门下，王茂元很欣赏他的才华，提拔他做了掌书记，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从此，牛党的人就把李商隐恨得要命，认为他忘恩负义，诡薄无行。这是史书中最早的关于李商隐如何卷入党争的说法，后面的史书大多参照这一说法。但是这段史料在时间的记载上，存在错误。比如，它说李商隐做王茂元女婿的时候，是在王茂元镇河阳时，而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是在武宗会昌三年(843年)，那时王茂元正受朝廷之命与刘稹作战，不久即死于军中，而李商隐当时也正居母丧，因此，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成亲。根据学者的考证，李商隐入王茂元的幕府，应当是在文宗开成三年(838年)。
其次，除了新旧《唐书》以外，没有任何一条史料可以说明王茂元是李党。如果仔细地检索一下王茂元生平的材料，就可以看出，从他父亲开始，王家两代担任的都是地方节度使，与中央政局的变动没有什么牵涉。与之相反，王茂元和牛党人物的交往倒是很多。比如开成三年牛党的骨干杨嗣复拜相，时任泾原节度使的王茂元马上送去了一封贺状。又如会昌元年(841年)，正是李党的头领李德裕当国，作为牛党代表人物的李宗闵此时在洛阳担任闲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茂元给李宗闵送去了两封信。在信中，他一方面表达了对李宗闵早年提拔自己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又对李宗闵在大和末年被贬职一事寄予同情，并且对他表示了真切的慰问。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封充满感恩与惋惜之情的信都是由李商隐代为起草的。
再次，新旧《唐书》本传都提到王茂元镇河阳是李德裕亲自提拔，因此王茂元应当属于李党。其实如果再进一步深入史料就不难发现，李德裕对王茂元的任用乃正常的人事调动，没有什么偏私的地方，而且会昌三年八月，王茂元军为刘稹的部将所败，王茂元也随即病于军中。由于这一战役的失利很影响士气，所以李德裕马上采取了果断措施，命王宰接替王茂元为河阳行营攻讨使，实际上也就是罢了王茂元的军权。
分析完了王茂元之后，学者们又对李商隐一生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令狐楚，进行了一番探究。他们认为，过去的一些历史记载和史学论著，大都把令狐楚说成是牛党，但是其实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下论断。综观令狐楚的一生，他早期的确与李逢吉等人交结，与裴度等主张对藩镇用兵的意见相违背，但后来与李德裕等人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政治分歧，他在后期并没有涉足党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把他归为牛党。至于说他与王茂元为政敌，也实在找不出任何史料依据，他的行迹可以说与王茂元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
学者们觉得，如果大家能抛掉王茂元是李党、令狐楚是牛党的成见，重新考查一下李商隐入王茂元幕府后，他与令狐绹等人的关系，就会得出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看法。
据记载，令狐楚死的时候，李商隐只有25岁。那时他刚刚考取进士，朝廷还没有正式授予他什么官职，但是确有一大家子人要靠他养活。这时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只是一个小小的左拾遗，又因丁父忧免职。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要取得仕途上的依靠和经济上的资助，只能投靠在某一节度使的门下做一些文字工作。这种现象在唐代社会中是十分常见的，对读书人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所以不会受到人们的责难，更不存在背恩忘德的问题。李商隐进入王茂元幕府之后，令狐绹并没有对他加以排斥，相反还在某些实际行动中资助李商隐在仕宦上寻找出路，有保存下来的两封书状为证。如果令狐绹认为李商隐背信弃义，投靠敌党，他是不可能为李商隐到处延誉，使他因此而取得进身之阶的。
通过上述分析，一些人认为，所谓李商隐入王茂元幕，从此就卷入党争，是一种旧说和成见。李商隐真正卷入党争，是从李党失势开始的。
唐朝中期以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越来越强大。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一派，在中晚唐时是一个要求改革和有所作为的政治集团。他们与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因循守旧的牛党形成鲜明对立，主张剥夺藩镇和宦官之权，积极革除朝廷的种种弊端，并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整顿。会昌、大中之际是牛李两党间的最后一次搏斗，结果以代表革新势力的李党的失败而告终。就在李党面临无可挽回的失败的情况下，李商隐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并用自己的诗文为他们辩诬申冤。
因此，学者们认为，以前学术界对于李商隐的评价还有待商榷，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道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懦弱文人，事实上，他的行为表现了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明确的是非观念以及倾向进步、追求理想的气概和品质。（本文转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