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一个我们骄傲无比的时代，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时代，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时代，而在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眼里是什么样的呢?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这样描述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是什么?是“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也就是说，我们在为自己的“天朝尽善尽美”盛世模式欢呼雀跃、山呼万岁的时候，马克思却认为这是“幻想自欺”。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对中国农民进行了解剖，由于他本人没有来过中国，所以用一位英国官员的话对中国农民进行了素描。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这样说：“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一个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在《欧洲动态——欧洲缺粮》一文中，马克思这样描述中国市场的特点：“那里的人们大都愿卖不愿买，金银都被收藏起来。”
在叙述中国政治体制概况时，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如此写道：“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源就是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但这种公有制并不是国家所有，而是皇帝所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整个国家除了皇帝以外，其他任何个人都没有所有权。这样个人只有土地占有权，没有土地所有权，于是乎个人就被捆绑在以皇帝为代表的这个共同体上了。除了土地因素之外，再就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户籍，土地和户籍结合，使得这片土地上民众被永远地捆绑住了，只能按照固有的方式生活。
在这种基础上，于是就出现了马克思描述的情况，“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信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有一句俗话，叫做“闺女穿娘的鞋——老样子”，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所以在这土地体制下，有些东西几千年以来都不会改变，其实只要模式不变几万年也不会改变。因而，我们只能穿娘的鞋、穿祖宗留下的衣服沿着他们的老路走下去。体制不变，接着是生活不变，接着是出路不变。
所以从大秦朝以后，中国的出路就那么两条，一是做暴民，二是做奴才。做暴民很容易也简单，只要胆子大不怕死就行了，但世界上又有几个不怕死的呢?而做奴才就不容易了，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是有条件的，只有符合条件之后才可以。尽管做奴才很不容易，但是比做暴民安全得多，所以大多数还是选择了做奴才，竞争很是激烈。
从大秦朝到大清朝，这种局面依然如此，只是其间选拔方式做了改变，两汉时期是推举制度——举孝廉，隋唐进行改革实行考试制度——就是科举。
在大清朝，尤其是出生在康乾盛世的时候，最好的出路是什么?不用问，肯定是做爱新觉罗家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