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罪犯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隐蔽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愚昧，他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在这个基础上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将其公之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的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顶着晋国压力，给叔向回了一封信说：“我为的是救世啊!”他表示要坚定不移地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国家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的气势减弱了，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20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承受巨大压力。
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高度肯定子产“铸刑鼎”，批评了叔向和孔子，他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为法治。”
在现代社会，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殊不知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