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中，士兵都是被强制服役的农民，在大多数时代，当兵并不能带来身份上、经济上的明显好处。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的文化环境下，当兵要冒身体毁伤、陷己不孝的下场，也很难得到精神上的激励。因此古代统治者为了能够驱使士兵为自己卖命，只好严惩逃兵。曹魏的“士亡法”并非个案。 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处置逃兵法律，是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军爵律》两条条文。一条是规定士兵每五人编为一“伍”，其中有一个士兵逃亡的，其余四人都要受罚两年的劳役(如有战功斩敌一颗首级可以免罚)。这种连坐法使全体士兵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互相监视，大概是各国军队普遍实行的。另外一条规定，如果在战场上“失踪”，军队已经上报他阵亡、国家对他的后人进行了抚恤、授予爵位，可是后来查明他是在战场上逃跑，并没有死，就要剥夺他后人所得的抚恤及爵位。这人日后回到家乡，就“以为隶臣”，成为国家奴隶。 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士兵在战场上斩获敌军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国家按照爵位来分配土地，授予种种法律上、社会生活上的特权。因此秦国军队总的来说士气高涨，被孙卿子评为是战国最强的军队，“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因此逃兵问题或许不那么严重，处罚还不算很重。 唐律的《捕亡律》将逃兵罪名区分为已出征临战时的逃亡、平时镇守驻防时的逃亡两大类。凡是军队已出征上战场，士兵逃亡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逃亡超过十五日判处绞刑。如果是在作战时逃亡的处斩首。凡是平时镇守驻防，士兵逃亡一日杖八十，三日加一等，最高加到流配三千里为止，没有死罪。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混战，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朱温(后梁太祖)下令在士兵脸上刺上军号(用针刺字后再涂上墨汁)，在道路关口设立岗哨盘查，发现刺字的逃兵就予以处死。这个办法迅速被各个大小军阀采用，也被宋代继承，士兵一律刺面，并设“逃亡之法”。刺面的禁军逃亡，满一日处斩首。北宋仁宗改为逃亡满三日，斩首。北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期间改为逃亡满七日，处斩首。这个法律一直维持到南宋灭亡，只不过各代皇帝往往下诏特赦逃兵的死罪。 明律继承了唐律将逃兵罪一分为二的立法原则，但不采用按照逃亡日期来定罪量刑。《兵律·军政》规定，军官军人出征时逃亡的，初犯杖一百，充军继续出征;再犯者处绞刑。而各地驻防军人逃亡的，初犯杖八十，继续服役;再犯杖一百，发往边远地区充军服役;三犯处绞刑。 清律沿袭了明律的规定，只是将两种逃兵罪名的绞刑都改为“绞监候”(监禁等待秋审最后决定是否执行绞刑)。可是在后来的清代条例里，却不分出征、驻防，只要是“在营”的将士逃亡的，一律加重为斩立决(不经秋审报朝廷核准后立即执行死刑)。在战争结束前自首的，发遣到各省驻防八旗为奴;战争结束后才自首的仍然斩立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