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的“明治革命”申遗失败后，日本人又把神功特风队搬了出来。
5月13日，二战时日本陆军航空兵特攻队基地所在地南九州市市长霜出勘平、“知览会馆”馆长上野胜郎等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试图再次将当地收集的大约1.4万份“神风”特攻队员遗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遗，而他们的理由是“单纯向世人传递战争惨烈程度，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不错，这些都是战争悲剧，但请问市长阁下，这些悲剧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元朝“神风” 难护皇国
“神风”的起名来源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时的元军侵日战争。元朝军队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东征，都因为海上突如其来的台风，导致元朝的舰队损失，使得东征告吹。日本人认为是神武天皇的鬼魂掀起的“神风”击退了元军。日本也逃脱了有可能被元王朝灭国的命运。以“神风”命名敢死队其实也成为日本人在必败的战争结局下为自己打气的心态写照。自杀攻击敌军目标的战术，据说起于日俄战争日军攻击俄军的战法中，当时颇有效果，遂被记载下来。
进入1944年，战争局势对日本愈加不利，特别是在太平洋海战场上，日海军更是连连受挫，节节败退。1942年5月的珊瑚海海战，日海军遭受自发动战争以来第一次挫折;6月的中途岛海战，日海军遭到惨败;10月的圣克鲁斯大海战，日海军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一点胜利，但其航空兵却为此元气大伤;在11月的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日海军大败而归，盟军自此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1944年10月17日，刚刚就任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的大西泷治郎中将匆匆赶到菲律宾，企图挽救日本帝国日薄西山的命运。大西是日本“铁杆”军国主义分子山本五十六的心腹，也是策划偷袭珍珠港的核心人物之一。面对日本全线崩溃的危局，大西认为最大效率地使用我们的微薄力量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由零式战斗机编成的敢死攻击部队，每架带上250千克炸药，俯冲撞击敌航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阻止住美军以挽救危局。
众所周知，合格飞行员对任何国家的空军来说都极其宝贵，以自杀式攻击来消耗飞行员，是难以想象之事。日军之所以这样做，有两大原因。其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始终无法有效解决飞行员的救生问题，执行海上任务的飞机一旦损失，飞行员几乎不可能得到挽救。故许多日本军人认为，不如让无法返航的飞机执行自杀性撞击作战，让飞行员们死得更有价值。
对于只使用一次的特种飞行器，按照海军的要求，必须达到以下战术技术指标：
① 有效载重中的 80% 必须是炸药战斗部;
② 机头为穿甲弹头，引信的可靠性为 100%。
③ 为避开敌机拦截，飞行速度要尽量提高;
④ 为便于瞄准，飞机的稳操性能要好;
⑤ 飞机尺寸要小，且便于装拆，并应适合在狭隘的地下防空壕中大量存储备用;
⑥ 材料选用易取的木材和钢材，加工要方便，制造工时不得高于常规战斗机的 10%;
⑦ 飞行仪表要尽量精简。
1945年5月，受日本神风特攻队攻击后，美国航母Bunker Hill (CV-17)甲板上烧焦的飞机残骸。
因无法有效挽救飞行员，日本航空兵的消耗速度远大于补充速度，至战争后期，合格飞行员奇缺，圣克鲁斯海战中，许多日军俯冲轰炸机，连已然瘫痪、形同固定目标的“大黄蜂”号，都无法投弹命中。及至美军进攻菲律宾，日本航空兵已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这种充满了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的自杀式袭击对美军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虽然在初期这种东方式不计人员损耗的战术让美军措手不及，但有统计认为特攻战术的效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命中率还不到10%。根据收听到的美国方面通信的判断，则只有3%，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处。
身不由己的“玉碎”
日军自杀式袭击有限的战绩与普遍的低效，与特攻队队员的素质与心理有直接关系。一方面，绝大多数特攻队队员受训时间很短，尚未掌握必需的空战技术，无法达成与美舰“同归于尽”之目的。另一方面，固然有许多队员乃自愿牺牲，但同样也有许多队员并不愿就此捐躯，其之所以参加特攻队，实因军人置身群体意志之中无可奈何。
日本学者高木俊朗通过查阅史料档案、访问特攻队幸存队员，著有三卷本《陆军特别攻击队》，颇受幸存特攻队队员赞誉，认为“其真实性不比防卫厅战史室所编的战史丛书逊色”。据该书披露，当时日军曾生产一种不能投弹、专门用来撞击自杀的飞机;之所以设计成不能投弹，乃是为促成飞行员义无反顾之牺牲。但“岩本特攻队”的指挥官陆军大尉岩本益臣，不能认同此种牺牲，故私下秘密改装了飞机，增加了投弹装置，自我争取回返的生机。
该书还披露，当“万朵特攻队”的佐佐木友次伍长没有如预料般自杀式战死，而是驾机返回基地时，他得到的安慰是：“军司令部向大本营报告你已经撞击敌舰，而且可能已经上奏了天皇。你应该铭记在心，下次攻击时，望你真正击沉敌舰。”军方为掩饰其生还的真相，乃至一度计划对其做内部处决。
安倍晋三观看神风特攻队题材电影，表示“深受感动”
为维护天皇之名誉——“天皇陛下不允许组建以自己的身体去撞击敌人的部队。……用自己的身体去撞击敌人，乃是惨无人道的荒唐战术”——许多“神风特攻队”的正式组建记录都没有存留下来，目的是彰显牺牲乃队员们的个人行为，而非军队有组织的作战行动。但天皇其实很清楚个中玄机，曾留下赞誉：“神风特别攻击队干得好，对于各队员实有不胜爱惜之情。”
对于右翼势力经常美化日本空军“神风特攻队”是在为天皇效忠，《朝日新闻》主编渡部恒雄愤怒地说：“他们说这些日军敢死队员勇敢并乐意去死，并在死前高喊‘天皇万岁’，这完全是个谎言。他们其实是待宰的羔羊，每个人都在犹豫不决，其中有些人站都站不起来。他们是被宪兵们推到飞机上去的。”
显然，为了天皇的面子和政治家的利益，任何人性的需要都只是一些必须被忽略的细节。
究竟是耻辱还是光荣?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认可的世界遗产中，不乏反省战争、呼唤和平的例子。最负盛名的便是暴露纳粹罪行的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在日本，在反省战争的“村山谈话”发表一年后，广岛原子弹爆炸穹顶获准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时机也并非偶然。韩国则正在准备将“从军慰安妇”申请为世界记忆遗产，也是基于对日军二战暴行的揭露。
然而，安倍政权上台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势力把持朝政，不断假“和平”之名，行美化侵略战争之实。不仅对侵略历史毫无反省，如今还企图通过申遗等舞台，向全世界扩散诸如“特攻”“玉碎”那样的病态美学，给军国主义分子涂上“悲情”色彩。
参观过“知览会馆”的很多人，都会有相似的印象：它虽以和平为旗号，干的却是为军国主义招魂之事，居心可疑。在这个“和平会馆”里，特攻队员被塑造成悲情英雄，他们的“事迹”，非但不能启发民众反思战争，反而会引发对敢死队员的同情甚至崇拜。
“神风特攻队”这段历史，可以记忆，而且应该被记住。但记忆的主体，绝不是敢死队员的遗物和遗言。申遗的主体，也绝非日本，更该是那些死于“神风特攻队”疯狂屠戮的受害者和战争受害者。试想如今德国人要将《我的奋斗》申遗，世界舆论会作何感想?
就像一位德国哲学家说过的那样：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神风特攻队”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