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等人在借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领略了铁甲洋炮的厉害，也看到了世界在变。“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的大变局也。”在李鸿章看来，“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因此要变，变则通。
那么，如何变?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坚持中体西用，通过大办洋务，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路，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基础，建立了近代海军和海防。但洋务运动旨在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腐朽的专制统治，是以不触及封建制度为原则的“技治主义”。另外，洋务运动的官方买办，在腐败的体制上又增加了买办利益，挟洋自重，以外国势力作为利益博弈的筹码，从而加重了国家腐败进程。不顾时势，安于现状，愚昧无知，民智不开。当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大碰撞所产生的大错位、大变化后，李鸿章及清政府所认识之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仅是器物之变，徒有虚名罢了。因此，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败在大变局中落后的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封闭狭隘的封建思想上。
清廷坚持以华夏变夷，岂能以夷变夏，对日本维新所带来的巨变不屑一顾，认为是“改变风俗、荒唐无稽”。1876年，李鸿章在会见日驻清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时的谈话可见对变革的巨大偏见。李鸿章说：“阁下赞赏模仿欧风，废弃旧来服制，犹如将自国的独立委身于欧洲的制度，岂不是遭人唾弃，羞耻之事?”“我国决然不会进行如此变革，只是不得不在武器、铁道、电信等机械方面，积极吸收西洋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正是那些国家最优秀之处。”
洋务领袖的认识尚且如此，可以想见权贵大臣、八旗子弟和无知百姓的认识了。难怪在进入蒸汽机应用的时代，中国人却发明一种“进化”的“马抬轿子”和“马拉火车”的交通工具。
到甲午大清彻底战败，马关乞和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话进一步揭示了两国对变革的认识。伊藤博文说：“数年前与阁下在天津相会时，敝人曾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想阁下尚能记忆此事。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李鸿章回答：“实感遗憾……迩来虽常以素志未伸为憾，但夙愿未能一日或忘。唯限于时势积弊，以致虚度岁月至今。”李鸿章清醒认识到，“日本国之如此长足进步，可以促使我国觉醒。我国人之长夜酣梦，已因贵国之打击而破灭，从此可以觉醒……相信敝国有识之士，鉴于今日之惨败，他日必有所觉醒”。
李鸿章晚年被罢官僦居贤良寺，对晚清和自己的一生溢于言表，认为所做的事，“都是纸糊的老虎”，李鸿章痛斥言官制度误国害事，认为“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李鸿章从青年时“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豪迈，变作了晚年“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悲凉，这位晚清重臣自嘲是大清帝国的裱糊匠，一语中的，大清“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滔滔之势，岂能禁遏、岂能不漏。
早在鸦片战争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曾预言，中国“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甲午战争刚开战，恩格斯站在人类社会文明演变的历史高度，适时地做出了精辟的判断：“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
历史应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如今，三千年的大变局结束了吗?当今世界已进入后工业的信息化、大数据时代，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能不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历史课题。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没有硝烟的国际货币战、贸易战、信息战、空间站、舆论战、精神战、超限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唯有认清国际大趋势，与世同舞，审时度势，以全球视野，对中国在国际格局变化与发展中进行战略运筹，才能在国际竞争的丛林中不迷失方向，圆梦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