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唐玄宗正是由俭入奢而导致失败。他在登基初年，看到当时的风俗奢靡，曾下令销毁宫中的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将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可是到了晚年却穷奢极欲，任人唯亲，使大唐盛世一去不复返。
司马光评论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可不慎哉!”唐玄宗有始无终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它提醒每个有志于成大事的人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用好人，用准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使事业蒸蒸日上。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悲剧色彩的人物，他既创造了国力强大、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开元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最辉煌的一页，但同时由于自己在用人方面的严重错误，酿成“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此后一百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
宰相是朝廷百官之首，掌握国家军政大权，一个国家的治乱、强弱和兴亡，关键就在宰相是否德才兼备。
玄宗在登基之初，深明国家治乱系于丞相的道理，不顾权臣反对，于打猎时召见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要用他出任宰相一职。姚崇吏事明敏，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时期曾屡次出任宰相，他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唐玄宗是否同意，能否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接受任命。唐玄宗接纳了他的意见，当场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之品。此后唐玄宗励精图治，“每事访于元之(即姚崇)，元之应答如响，同僚皆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
起用姚宋天下大治
姚崇曾因家有丧事请假十多天，这十多天积压了一大堆文件，同时担任宰相的卢怀慎没有办法裁决，他诚惶诚恐地向唐玄宗表示歉意。唐玄宗说：“这不怪你，我把天下大事都交给姚崇去办，你的作用主要是坐镇邪雅俗罢了。”姚崇请假回来，不用多长时间，就把所有文件“裁决俱尽”。
卢怀慎为人清谨俭素，他知道自己处理政务的能力远不及姚崇，所以把所有事情都推给姚崇处理，当时大家称他为“伴食宰相”。
姚崇退位后，推荐广州都督宋璟为宰相。宋璟为人“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担任宰相期间，“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姚崇、宋璟任宰相各有所长，姚崇善于应变成务，宋璟善于守法持正，他们虽然志操不同，但都尽心尽力辅佐唐玄宗治理国家，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
在唐玄宗执政的前二十多年，他一直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在姚宋之后，又相继任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源乾曜、宇文融、韩休、张九龄等人为宰相。张嘉贞吏事强敏;张说有才智、重文雅;李元纮以清俭着名;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宇文融善治财赋;韩休和张九龄敢直言，处事守正不阿。
唐玄宗有时在宫中宴乐或后苑游猎，小有过失，都会问一问左右的人：“韩休知不知道?”每次话音刚落，韩休的谏疏就到了。唐玄宗“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唐玄宗)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蒿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不听张九龄忠言
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在任宰相期间，极力反对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宰相，他对唐玄宗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又认为应按军法处置不听指挥打败仗的安禄山，而且还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可惜唐玄宗不仅听不进张九龄的意见，还听信谗言，免去张九龄的宰相职务。张九龄被贬后，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晚年的唐玄宗见天下太平无事，以为再也不用操心了，于是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将政事全部交给奸相李林甫和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
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
史称李林甫柔佞多狡数，他和宦官以及宫中妃嫔的家属混得很熟，对唐玄宗的一举一动、兴趣爱好都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每次奏对都深得唐玄宗的旨意。他为人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当时人们已说他“口有蜜，腹有剑”。朝中大臣凡是被唐玄宗看中的，李林甫开始都和他套近乎，到了这个人已威胁到他的地位时，就千方百计把他赶出朝廷，“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
唐玄宗任用杨国忠为宰相也是一大失策。杨国忠为人“强辨而轻躁”，他倚仗杨贵妃得宠之势一身兼领四十余使，军国机务，“决于私家”。并且大肆收受贿赂，积缣达三千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除此之外，他还有意激怒安禄山，使“安史之乱”提前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