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外国人才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自古便有「楚材晋用」这句话。春秋战国时，人才根本无国界。使用番人，其实开始于隋代，只因为它为时极短，所以未显突出。汉民族是比较气度恢宏的，与其它民族相处时，不过分在种族上立异，所以能融合许多少数民族，成为今日的中华民族。
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文化与经济集大成的王朝之一，多名族的融合也是其特点之一。除此之外，其实在唐朝，在政治大量任用番将也是其特点之一。以文臣的中书（即宰相）来说，据新唐书表所示，唐代共有中书三百六十九人，其中番族有廿三人。更以武将的节度使来说：番将任节度使者，在开元前只有二人。但在天宝间即骤升到九人、肃宗时八人、代宗九人、德宗十七人，直至唐末共八十五人。
而其实造成这种情况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在隋统一中国之前，是历史上的所谓「五胡乱华」时期，这时候的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大量迁到中原，并建立国家。这些民族和他们的后代汉化极深。汉番对立的情况正逐渐消失，所以汉番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同时其中唐朝几位皇帝都有胡人血统，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玄宗之母为另一窦氏，都属五胡中的鲜卑族。皇室的人既然已是番汉合流的标志，那么下面的官将番汉合流也就比较正常了。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七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戊午还宫。从上皇（指唐高祖，当时已让位。）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而使用外将在唐玄宗的时候也成为一种名族政策，宰相李林甫便向玄宗建言说：「文臣为将，胆小怕死。而胡人不知书，做不了宰相。但是他们勇猛惯战。另外，又出身寒微，孤立无党。不如使用他们，给以恩宠。他们必能尽死保卫朝廷。」这种立论是很卑下，但却得到玄宗的欣赏。如是在部队里大量使用番人。这也便是天宝年后，番人任节度使者，人数大增的原因。
唐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兵役制窳劣。汉人多不愿意从军。「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在那时即已出现。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家门不幸，结果是兵源枯竭。我们读杜甫的《石吏》一诗，便可知晓。汉人文弱、番人慓悍，这倒是事实。自唐初起，朝廷即爱多用番将，即使是禁军，里面也杂用了许多番卒。所谓的「贞观百骑」，全是番人组成。番将也的确对初唐的强大，有不少贡献。其中著名的番将有恝苾何力（铁勒人），哥舒翰（突厥），高仙芝（高句丽），仆固怀恩（铁勒人）等无一不是一时根源。
也有人批评唐代这种重用番将的政策，认为这是祸乱的根源。“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番人。他们起兵作乱、连陷洛阳和长安两京，战祸连绵将近八年，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无数。本来隆盛的大唐，自此就一蹶不振了。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有失公允的，破突厥、拒吐番、平吐谷浑、击薛延陀、伐高丽，番将都以其骁勇善战，建立了不少汗马功劳。属下叛变多和上级驾驭无方有关。唐初高祖、太宗、高宗和武则天都是英明的君主。在这期间，叛乱之事极少，规模也不大，没有危害到国家。而天宝以后，差不多都是昏君奸相当道，是非不明、相信小人、爱听谗言。不得不说这才是其真正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