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江休复在其笔记《醴泉笔录》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唐末昭宗李晔在位时，眼见藩镇势力逐步壮大，唐帝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作为傀儡皇帝，昭宗一言一行都得看大军阀、混世魔王朱温的眼色行事，于是昭宗在寂寞空虚的日子里就以豢养猴子，玩猴和流连猴戏聊以度日，也许是日子久了，人猴之间有了感情，也许是因为昭宗身边都是朱温耳目，连个值得信赖的亲信都没有，昭宗就把一只最喜欢的猴子当做心腹看待，给它穿上最鲜艳的衣服，让它侍立于自己的身边装模作样，甚至给这只猴子加官进爵，并赐其封号为“孙供奉”。可怜这位末二代皇帝，整日里提心吊胆，因为人心叵测，居然把一只禽兽当做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后来政治野心极大的朱温干脆撕下了自己温情脉脉的面纱，残酷的杀害了唐昭宗和他的儿子哀帝李柷，自己登极做了后梁太祖，就在朱温对外宣称自己是受了禅让而坐上了皇位的登极大典上，这位篡党夺权的哥们儿不知是犯了哪根神经，还是为了表示对前朝皇帝喜爱的这只禽兽的假惺惺尊重，居然在大摆宴席，接见前唐臣子们以示尊荣的喜庆日子里，将这只猴子也做为贵宾牵引到自己身旁安位落座，这只颇通人性的猴子扫视了一眼殿堂，瞧见经常座在龙椅上的主子爷换了别人，立刻就从坐位上弹起，神情激愤，奔走号泣，并且数次三番作势欲扑向朱温，以剥夺其身上色彩明艳的龙袍，朱温大惊失色之下杀心顿起，命令手下人将此猴斩首示众。
禽兽尚且恋主，猴子有时比人强，前唐一干大臣们面对猴子大闹宫殿的情形皆面面相觑，在这只疯狂的猴子面前，众人无不愧疚汗颜。可怜唐昭宗穷途末路赴难之时，那些食唐禄享唐俸的大臣们都只顾自保，贪图荣华富贵，而无人为前朝尽忠尽节，恰恰是一只猴子给前朝贰臣们上了一堂无比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猴子殉节而死，也不枉唐昭宗宠爱一时。猴子能做到的，为什么人不能做到?因为人性远比猴性复杂，人为自身计往往考虑的太多。作者借这只猴子颂扬了北宋时期世人所欠缺的忠义气节，也使这只猴子“流芳百世”，而这只猴子亦在清初反证了晚明重臣洪承畴和士大夫钱谦益等人的贪图富贵和卖主求荣，且成为其终生寝食难安的一个心结。而明代吴承恩笔下出现的那位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美猴王，未必不是缘于唐昭宗这只猴子的启示。
无独有偶，宋人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也记载了类似两则有关禽兽重情重义的趣闻，话说有一关中商人，偶然于陇山之中得到了一只鹦鹉，这只鹦鹉会说人话，商人非常钟爱，但是有一天，商人因事被牵连含冤入狱，数日后才得返还家中，心中犹忿忿不平。鹦鹉对他说，郎君你不要因怨生恨，你只不过在狱中呆了数日，就觉得失去了自由，生不如死，而我呢?被囚禁于笼中已经数年了，又奈之如何呢?商人被鹦鹉所言感化，虽然极其舍不得把这只聪明伶俐的鹦鹉放归山林，但还是携带着鸟笼赶往陇山中，挥泪忍痛割爱送归。自此以后，每逢商人与朋友从陇山经过时，这只非常重情义的鹦鹉必定会闻声而来，栖息在枝头，轻声问侯：郎君别来无恙否?以此感谢商人对自己的放生情义。
当时，在泸州南部的地方驻军中也有人饲养了一只秦吉了(八哥，因多产于秦地，故时人唤做秦吉了)，日子长了，这只鸟儿也会说人话，非常讨人喜欢，鸟的主人以奇货可居，拒绝出让，在众多的买家中有一位少数民族的首领企图以伍拾万钱买下，主人见钱眼开，蠢蠢欲动，索性就把自己想法直言相告这只鸟儿，说你不要怪我，因为家境实在贫寒，没有办法只得卖掉你以换取钱财。这只鸟儿听完后，哀鸣数声，对主人说，我乃汉禽，实不愿去往夷狄中。话声刚落，刚烈的鸟儿竟然撞笼而死。作者邵伯温叹息到，这世上有许多读书人枉读圣贤之书，而忘恩负义、卖主求荣，甘心认贼作父，以投靠异帮而苟全性命，其所作所为还不如一只重情重义的鸟儿，可悲复可叹。
邵伯温生于宋仁宗嘉佑两年即公元1057年，而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四年即1134年，历北宋五代帝王，先后经历了宋朝的承平年代和北宋末年靖康之耻的国破家亡，其心灵受到了极其强烈的震撼，因此对北宋灭亡多有清醒的思考和认识，其在邵氏闻见录和后录中多有真知灼见的言论，其人年轻时曾因上书言事而受到了权臣奸人的陷害与打击，然位卑未敢忘忧国，文中的鹦鹉和秦吉了看起来更象是神鸟，充满了智慧和情义，作者不过是借助禽鸟鞭挞了北宋末年屈膝求和、卖主求荣的谄媚小人的丑恶行径，以及现实中的宋高宗的投降主义国策。猴子也好，禽鸟也好都是理想的化身，以物讽今，是对世人最好的启迪和明示。
唐末相貌最为丑陋的诗人罗隐曾经对前文中所说的唐昭宗那只钟爱的猴子写过两句诗，诗云：“何故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比较罗大诗人一生十多次不弟，铩羽而归的落寞心情，隐隐可见诗人的酸葡萄心理，人类又有什么理由去笑话禽兽?其实猴子和人一样，都希望得到眷顾，猴子为温饱，而世人为权贵和荣华，但对比这只忠义两全不惜以死明志的猴子，人的所作所为有时竟异于禽兽，亦令禽兽而不齿。在历史的风云变换中往往最聪明的人类，反而在危难到来之际以求自保而自啮同类，于人性与兽性的交锋中阐释的不过是人生的一副灰暗变色的杯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