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年十月，借着“查嗣庭案”的机会，雍正发布上谕，称外间有流言“谓朕进人太骤，退人太速”，这都是胡说八道!“朕在藩邸时，从未与外廷诸臣往还，即认识者甚少”;待即位后，各处亟需用人，不得已任用一些“素无认识之人”，可用了之后，“徐观其人，实不可用，则不得不更易之”，这如何能说是“进人太骤，退人太速”呢?况且，各级官员的任免，大自督抚提镇，小至道府州县、参将游击，“每一缺出，苟不得其人”，“朕将吏、兵二部月摺翻阅再四，每至终夜不寝，必得其人，方释然于中。此为君之难，实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也!”
用人难，难用人，雍正也不是以第一次叹苦经了。自古帝王治天下，无非用人与理财两端，而“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韩非子即有一句名言，“善张网者引其纲，……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其大意是，善于打渔的人，只要拉住鱼网的纲绳，鱼就自然被兜在网里;治理国家也是一样，圣明的君主不是直接管理民众，而是通过管理官吏去治理国家，官吏就是那个渔网(国家与民众)的纲绳。
自古以来，各朝统治者都极其重视吏治(或称吏政)，其所谓治国治民，说白了就是治吏。吏治的好坏成败，不仅事关官风民情，更是决定一个王朝兴衰强弱的关键性因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干部决定一切”，再好的方针政策，如果没有扎实可靠的干部加以推行，最终只能是歪嘴和尚倒念经，南辕而北辙。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先秦的世袭制到两汉的察举征辟制再到魏晋九品中正制，这一时期的官吏选拔虽然也主张以德取人、以贤取才，但由于选拔对象、程序、标准都没有一定之规，因而通常为上层贵族集团所垄断，官员的来源缺乏普泛性与公正性。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贵族集团垄断官职的状况才被逐步打破，自下而上的人才流动得以实现。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日臻成熟，其从报名到考试到录取，整个过程大体公开、公正，这也意味着官员的选拔已向全社会开放。
开放归开放，但要想金榜题名也并非易事。但凡进士出身的官员，从童子试到乡试到会试、殿试，期间过五关斩六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脱颖而出，如没有过人的才华，当然不可能笑到最后。正因为经历了各种残酷的竞争与磨难，这些万里挑一的佼佼者才被视为“正途”出身，其他如捐纳的“异途”官员当然只能仰其鼻息。
科举制虽然相对科学合理，但离完美仍有相当的差距。首先，科考通常三年一试，每科进士不过两三百人，而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加上中央各部院、翰林院及县级以上的地方官职，这些新进士显然供不应求;其次，科举出身的官员虽然重名节，贪污率相对较低，但也普遍存在“高分低能”、因循守旧、行政能力差的现象;其三，因为同年、师生的缘故，科甲官员往往拉帮结派、相互援引而形成利益小集团，难逃朋党之嫌。
对此，雍正多有不满，说“国家开科取士，原欲得读书明理之人，必期秉公持正，以端风俗、正人心。……今乃往来嘱托，彼此营求，以朝廷取士之途，为植党徇私之薮，败风俗而坏人心，亦何取于科甲出身之人?”雍正还特意举了例子，说前户部尚书赵申乔也算是名臣了，其临终时嘱其子孙，说有门生三人从未谒见，待我百年后，不许其登门来吊!以赵申乔这样的清正大臣尚不能免此陋习，其它可知。
接着，雍正又说，现在有人议论我不重视科甲官员，这种说法不值一驳，“国家首重科目，朕于一长可用之人尚必录用，况科甲出身乎?且乡会中式，文章知遇，师生礼貌之常，朕亦非概行禁绝，但能以党援为戒。”换言之，雍正反对的并非科甲而是朋党。
就事实论，雍正并非不重视官员的出身，但对其中的尺度十分谨慎，其表示：“国家用人，但当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朕即位以来，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贤无方，不可谓科甲之外遂无人可用，倘自恃科甲而轻忽非科甲之人，尤为不可。自古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见有荡检逾闲者。”
雍正曾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又说，“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唯期要缺得人，何论升迁之迟速，则例之合否耶!”当然，雍正也不至于公然挑战那些官员升迁除陟的规则，但在实行中却屡屡加以变通而不受资历、出身与旗汉的区别限制。如其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的，“如遇有为有守贤能之员，即行越格保题，以示奖励。如此则官吏劝而民心悦，地方有不改观者乎?”这是在鼓励越级提拔;七年四月，雍正命京官学士、侍郎以上，外官布政使、按察使以上，每人各密保一人，“将其人可胜督抚之任，或可胜藩臬之任，据实奏明。不必拘定满汉，亦不限定资格，即府县等员，官阶尚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于荐椟之内。”荐府县为督抚，这当然是一种破格选才。
不拘成例固然是一种创新，破格选才更需要相当的魄力，但成例既然存在必有它的价值，无格可依同样会带来相应的风险。对此，雍正也是深有体会，其表示：“自古知人为难，人心难测，事事时时留心体察，方不被其愚惑。知人不易，用人尤难，若不费一番苦心，公取舍，勤访察，耳目不广，精神不到，莫言知人用人之道也。”
为克服书面选人、看人不准的弊端，雍正对官员的引见尤其重视。一些官员经引见后，雍正通过观察其言谈举止，认为能力有问题的通常改为部用，以继续考察锻炼，如前文提到的陆生楠，即由吴县县令改为工部主事。由此，要想通过雍正的面试关，除了身材长相要过得去外，还要口齿伶俐，思路清晰，应对敏捷，若是引见印象不佳，往往难有重用。
以此而言，雍正的引见颇有些看相的味道，其对官员的印象往往随手批注在引见履历片上，其中有说眼神的，如查嗣庭“兼有狼顾之相”、高邮知州黄廷铨“眼光不定，未必似端人”、清江知县金广培“平常老实人，两只忠臣眼”;有说身材的，如广东广海寨守备杨宽“人去得，汉子，好倭粗身子”、苏松镇标游击林子龙“魁梧，可升用”、一等守备洪其烈“人似鬼头，小伶俐人”。类似记载比比皆是，其中颇多有趣之处。
履历片是重大机密文件，除军机处有关人员能看到外，其他人等一概不知。雍正用诸多大白话，将引见官员的观感从长相、秉赋、性格、能力各方面表达出来，这也侧面反映了他对中下级官员任用考核的高度重视。事实上，清朝各帝中在履历片上写朱批的仅康熙、乾隆、嘉庆与雍正四人，而写得最多且最认真的唯雍正一人。
雍正用人，从不求全责备，其曾表示，“人才难得，有才未必有守，有守或短于才，才守兼矣又谤其人素行可议，或其人出身微贱，或其人未曾读书，数者既全又谤其不能约束子弟家人”，诸如此类，“若不弃短录长，则无可用之人矣。”有鉴于此，雍正大胆起用新进，当有朝臣质疑新人“阅历经验不足”时，雍正的回答是：从未听说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若具中上才情之人，岂有于一邑事务必得阅历，而后始能措施之理?”
当然，新任州县官绝大部分是“初登仕籍之人”，他们虽然“饱读诗书”，但缺乏行政、司法、理财等相关方面的专业技巧和实践经验也是事实。因此，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地方具体事务时，这些人多少会有些手足无措或一味地依靠幕友，最终沦为傀儡。为此，雍正下令刊行涵盖了州县官主要工作内容的《钦颁州县事宜》，其中又以钱粮、刑名为主，以帮助新任官员认清职守，尽快上道。
节选自新书《治官手册：雍正和他的大臣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