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身为海军衙门总理的奕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议修路办法。奕后来说他对修铁路以前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但以奕此时的权位之重，却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商议时，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再加上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此事更易办成。
据此，李鸿章采取一点点来、稳步前进的策略。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就在这一年以方便运煤为理由，将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十公里延长到约四十公里，唐胥铁路改称唐芦铁路。同时，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二十五万两。就在1886年年底，李鸿章又与奕相商，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1887年春，由奕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其间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刚修成时，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曾不得不改用骡子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唐山至天津的线路修通后，李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表示：从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除停车检修时间不计外，全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这时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
1888年11月，李鸿章又通过奕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联结起来，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有利于军事、防务。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可能是对醇亲王有所顾忌，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之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岂可容忍!反对声于是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章蜂起、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
顽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想争取他而拆掉李鸿章的后台。为了耸人听闻，顽固派与前几次一样，首先指责修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然后将修路与“灾异”联系起来，认为清宫太平门失火就是“天象示儆”。大体而言，顽固派的意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修铁路有利于外敌入侵。认为如修筑津通路，一旦外敌入侵即可经铁路直达京师。二、修路扰民。铁路所经之地，要拆毁民间田庐坟墓，必致民怨沸腾。三、修筑铁路夺民生计。铁路修通后，将导致成千上万原来的水手、船夫、客店主贫困失业，断了他们的生计。
面对众多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强烈反对，李鸿章这次因有醇亲王支持，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对于铁路“资敌”的责难，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相反，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针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