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象唐代一样，进士科原则上年年开考。但是，愿意参加科举竞争的人很少，因此，夺个状元要战胜的对手比北宋中期以后少得多。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零星的资料来考察这一问题。《旧五代史·梁纪》载，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正月癸酉，诸道贡举一百五十七人，见于崇元门。”这是说，当年各地荐送上来参加国家级考试的共157人，都受到朱全忠的接见。即使这157人全是进士科考生，该科状元崔邈(见《登科记考》卷二五)所面临的对手总数不过157人。
《唐摭言》卷一指出：在唐代，每年仅参加进士举的“常不减八九百人”。两相对比即可见五代士子参加科举竞争的积极性之低。其实，这157人中包括明经、明法、三礼等各科的考生，而且并非所有的进士科考生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他们中有的只是到考场“观光”而已。这年录取了18名进士(见《登科记考》卷二五)，崔邈真正要认真对付的对手只有17人。又由于五代跟唐代一样，一般国家级考试只考1次，便可由知贡举将取舍与名次全都定下来，所以崔邈要战胜所有进士科参试者也好，只战胜17个强劲对手也好，都是1次搞定的(见《旧五代史·选举志》)，不需要再费别的力气。
《记考》卷二五引《册府元龟》、《五代会要》云：开平四年(910年)十二月，兵部尚书、知贡举姚洎奏曰：“曩时进士，不下千人，岭徼海隅，偃风响化。近岁观光之士，人数不多……”可见，参加这几年进士考试的人数都跟开平二年差不多。所谓“曩时”，是指唐朝;这里所谓“进士”是指进士科参试者。唐时，光进士科参试者已达“千人”，而现在，诸科考生合起来才一百几十人，足见悬殊之大。这年共取15名进士。状元徐寅①以长于作赋而闻名天下，本来在唐末已考取进士，由于时局动荡，只谋到一个秘书省正字的微职，一点被重用的迹象也没有，颇不甘心，这次重新参试而夺魁，他须认真对付的竞争对手只有14人。
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刑部侍郎边归谠上言：“臣窃见每年贡举，人数甚众，动应五举、六举，多至二千三千。既事业不精，即人文何取?请敕三京、邺都、诸道州府长官，合发诸色举人文解者，并须精加考校。事业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滥有举送。冀塞滥进之门，开兴能之路。”(《登科记考》卷二六)朝廷采纳了。这道奏章告诉我们：五代之初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甚少的情况，通过30余年各政权的政策鼓励，加之地方政府选送时尺度越来越松，已大有改观：参加考试的举子慢慢多起来，致使“诸色贡举人”“多至二千三千”，其中不少人考了5次、6次。也就是说，包括明经、三礼、明法等科在内的参试者最多时达到3000人。当然，这跟唐时仅进士一科考生“不下千人”仍有距离。即使进士科参试者超过平均数，因其中很多人是屡考不中者，竞争力并不强，只是增加了知贡举组织考试的工作量。这年取进士19人，状元待考，实际他要战胜的硬对手仍只18人。
据《记考》卷二六引《册府元龟》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正月壬子，对诸道贡举人石熙载等三百余人于万春殿。”大概是经过后汉的整刷，地方官选送时把关严起来了，于是延至后周时，参加考试的人数又大为减少。这300余人即令都是进士科的参试者，其实也不算多。这年取进士10人(同上)，状元未见记载，他要战胜的对手才9人。据《登科记考》，整个中原5朝，每次考试所录取的进士一般为几人到十几人，最多的一次是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为25人，算破天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