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叙述，传统社会中娼妓大多半来自同一阶级——女奴，也就是所说的仆从阶级。传统社会中，仆从的社会职位并不比娼妓高。褚赣生在《中国仆从史》中说，仆从，尤其女奴，想要排除主仆关系十分艰巨，《汉书》中有“钱十万准赎身”的说法，这笔巨额支出对女奴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女奴赎身艰巨，在主人家中的职位也十分低下。
平凡女人沦为娼妓，自然是十分凄惨的遭遇，但假如思量到那时仆从们的生活状况，好像就没那么难以接受了。据《仙居县志》纪录，女奴没有婚配的权利，“年三四十，犹不知正配偶之伦”。即便可以成亲，成亲对象也是“听任主人分派”。并且现实情形往往比这还要残忍，即便到了清朝，摧残女奴的现象也十分广泛，《清稗类钞》对这类现象有详实纪录。比拟较而言，教坊之中的女子生活要好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仆从，只管娼妓中也存在大量悲惨的遭遇。身处教坊之中的女子，至少可以得到改变身份的可能，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纪录了一位“名列教坊第一名”的女子“老大嫁作生意人妇”的故事，白居易以同情的笔调记述了这个故事，但与此同时，白居易却蓄养家奴，要求密友的家妓为其殉情，显然在白居易看来，这些家妓(仆从)只是玩物。
如《琵琶行》所描述的一样，娼妓中的知名者更轻易得到改变生活的可能，以致选择自己的老公，历史上最着名的江淮八艳，可以看作是她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据《唐代社会史》纪录，娼妓有时机晋升自己在教坊中的排名，从而改善自身职位，从唐代开始，在小范围内就有遴选优秀娼妓作为花魁的习俗。得到花魁则意味着可以同士医生来往，这对那时的平凡女人而言都是十分艰巨的。只管花魁数量极为有限，但这为仍未处于桎梏中的女人提供了改变身份的可能。必需指出，传统社会中，不止仆从，绝大多半女人都没有改变自身运气的时机，她们被“犹如商品一样出售出去”(据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从这个角度而言，娼妓至少得到了改变自身运气的时机，只管这种时机少得可怜，多半情形下还要借助男性的气力。这中可能也促使中国历史上呈现一批着名妓女——李香君、杜十娘、傅彩云……她们也成为第一代试图自我解放的女人的模范。
娼妓促使中国女人有得到财富权的可能
中国传统社会中，女人被视为男人的从属品，财富权的缺失正是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重要因素。白凯女士在《中国的妇女与财富》一书中指出：“中国女人大多半是没有任何继承权的。”1792年，早期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中，对女人的财富权利应等同于男人进行了阐释，后世的女权主义者进一步叙述，假如没有财富权，女人将不可避免处于绝对弱势职位，成为凭借于男人的从属品。女人不得不凭借于男人，这种状况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女人险些处于完全没有继承权的状况，没有权利，女人“被视作是社会的点缀品和婚姻生意中的财富”，在多半情形下，中国女人只是物品，基本不被当做人看，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写的团圆媳妇儿，就遭遇了这种运气。
欧洲女人拥有财富继承权，其职位也因此远高于其他地方的女人，《欧洲中世纪妇女史》作者苏拉密斯·萨哈以为，欧洲妇女(尤其是贵族)相对东方拥有更好的职位，而这正是女权运动发生于欧洲，而非东方的重要原由。在中国，只有很少数女人得到了拥有财富的权利，娼妓即包含在内。中国娼妓拥有的财富权十分有限，但对传统社会中的女人而言，这点财富权已显得弥足贵重了。拥有部分财富权，能够将女人从不得不凭借于男人的际遇中解放出来，洛克在《当局论》中明了提出“只有财富独立，才有人身独立的可能性。”卞玉京等于代表之一，它之所以能够脱离教坊，成为独立生活的道人，与她在职业生涯中累积的财产密不可分，同样，杜十娘能怒沉百宝箱，也得益于其职业生涯能累积如此多的财产。
成为娼妓，固然生活悲惨，但却存在改变运气的时机，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记述，很多娼妓通过自己的职业生涯，为自己的养老和日后生活累积了财产。娼妓所得到的财富权，也促进了其他妇女获取财富权，白凯在《中国的妇女与财富》中说：“寡妇逐渐的获取了财富的继承权。”从历史上的判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财富权利的赐与正是创立在认同女人有才能支配财富的底子上，这种认同必定大量来自这些在社会上孤苦营生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