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病逝，小球转动大球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公允地说，中美关系在1970年代前期解冻，具有必然性。但如果不发生庄则栋向美国运动员赠送礼物的事件，破冰可能还需要等待别的契机。
1969年春中苏两国在乌苏里江发生边境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调整对外关系。他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研讨国际形势，四位元帅讨论了中、美、苏大三角的现状，建言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举行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1970年5月，被政变推翻的西哈努克要求毛泽东发表公开声明支持，美国一度以为中美关系解冻无望。秋天，毛泽东邀请老友斯诺访华，国庆节一同登上天安门，把照片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想放个试探气球。但这样表达信息过于含蓄，美方没有会意。后中美双方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第三方渠道捎信，谨慎地试探高层直接接触，直到1971年4月初日本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美国运动员科恩4月4日登上乘坐中国队员的大巴纯属偶然。庄则栋回忆：科恩上车时，大家看见他背后的U SA，车上的气氛有变化了。我当时坐在车的最后边，我一看他上来了，没人理他，当时我就想，要不要去理理他。毛主席1970年跟斯诺讲，现在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总理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送礼物能表达中国人民很真挚的一份情义。于是，从包里拿出一幅杭州织锦，叫上翻译，走上前去送给科恩。刚一迈步，同车人就问，小庄你干吗去。我说，跟美国人聊聊去。当时同志们就劝我，别去，别惹事儿，别理他。当时，我跟同车的同志们就说，他只是个运动员，又不是决定政策的人。过去以后，我就让翻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哥伦·科恩。我当时对他讲，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是美国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了表达对美国人民和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个礼物做纪念。他特别惊讶，特别高兴，一下就把这个礼物收了。翻译问他，你知道送你礼物的人是谁吗？他说，知道，是世界冠军庄则栋。祝我们在比赛中间打得好。五分钟过去了，到了比赛场地。车门一打开，车上来了个美国人，手里又拿着我送给他的礼物，这就成了新闻。第二天日本报纸一登，副团长找我谈话说，小庄，这事儿可闹大了，今后你可千万不要再跟他往来了。问题是，我不和他往来了，他知道我打哪场比赛，在那儿等着我，等我一过去，就把我抱上了，说你送我礼了，我还没送你礼物呢，咱们再照一张。
这件事成为全球新闻焦点。4月6日，美国副领队哈里森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提出比赛结束后访华的要求。中国代表团不敢贸然答复，紧急向中央报告。
据护士吴旭君回忆：她向毛泽东谈到《参考资料》里有一段关于庄则栋和科恩交往的消息，“主席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4月6日，世乒赛就要结束了。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周总理已经批了‘拟同意’。毛主席也画了圈，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11点多，他突然要我给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主席平时曾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反问他：‘主席，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听了这话，我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主席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见我进来，主席抬起头看着我在等待。我把刚才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绕道香港进入中国大陆，成为22年来第一个正式访问中国的美国体育代表团。就这样，庄则栋的“自选动作”，让中、美两国领导人酝酿已久的战略性破冰加快了节奏。当年7月，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访问期间，称病突然消失，秘密访问北京48小时，和周恩来直接会谈，宣布第二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也推动了中国重新与世界接轨的进程。
发生乒乓外交时，国家体委主任是王猛。王猛后因得罪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庄则栋取代。粉碎“四人帮”，庄则栋随之下台，陈锡联提名王猛重回体委，再掌帅印。王猛领导体育界，在政治上也表现了新思维。
早在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过赫尔辛基举办的15届奥运会，1956年，又准备参加墨尔本举办的16届奥运会，台湾代表团捷足先登，大陆方面要求奥委会驱除台方代表，未被接受，于是拒绝参会。1958年8月19日，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退出了15个单项国际体育组织，中国委员董守义也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只有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承认大陆，不承认台湾，使得乒乓球运动在中国大陆倍受重视。后来，中国推动新兴力量运动会，想在奥运会之外另起炉灶，不可持续。奥运会仍是国际体育交流的第一盛会。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台湾同时退出。在国际舞台上，大陆节节进攻，台湾步步退守。许多国际组织都以台湾退出的方式，重新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重返奥运会，自然成为大势所趋。1978年中国大陆恢复了在国际田径和体操联合会的席位。驱逐了台湾代表。外交部门希望乘胜追击，在国际奥委会一举取代台湾。
对这种趋势，国际体育界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奥运会不但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体育盛会，也是人类和平的象征，友谊的纽带。奥运会没有中国大陆参加，固然是极大的缺憾，但台湾也不应当关在人类大家庭的门外。王猛在国家体委主任任上，先后出访伊朗、土耳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突尼斯、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许多友好国家都希望以灵活方式解决问题。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于1977年9月应邀访问北京，希望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应采用“演进”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奥林匹克宪章允许承认地区，并不一定是国家实体，因此不需要按联合国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王猛和有关人员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突破“有蒋无我，有我无蒋”底线，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采取不驱逐台湾代表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方案和当时外交部的意见并不一致。但王猛据理力争，坚持将体委和外交部的方案一同上报中央。最后，邓小平拍板，同意国家体委的方案：在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席位之后，台湾体育组织以我国地方机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但不得使用原旗帜和歌曲。此后，经过中国政府、国际奥委会和台湾方面多次沟通、博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终于在1979年10月25日举行的名古屋会议上，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席位，台湾在改旗、改徽、改歌的前提下，以中国台北名义保留会籍。当时，台湾方面提出以《国旗歌》代替原来的“国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这样说明了同意的理由：“现在的曲调虽然是用了《国旗歌》的曲调，但当时的国旗还有共产党的一份贡献，满地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加的。现在的词改成了奥林匹克内容，曲调不要太计较了。”
从此，两岸运动员在奥运舞台上同台竞技，演出了许许多多美好的故事。后来，台湾陆续以变通方式，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2009年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猛的主张同样具有破冰意义，开启了两岸双赢的新思维。
体育本来不应当承担过多的政治职能。但是，在历史上，既有政治利用体育放大敌意的事例，也有体育工作者为化解政治敌意做出独特贡献的事例。时过境迁，得到世人赞美的总是后者，而不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