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光绪年间，京师盛传“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这里说的是那些出身翰林的词臣言官，其直言敢谏，封奏联翩，一时号为“清流党”（又称“前清流”）。可惜的是，在之后中法战争中，风头最健的张佩纶受命福建海疆，结果马失前蹄，惨败而归。受此牵连，“前清流”一时折戟沉沙，陷于低潮。之后，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十余年间聚拢了文廷式、志锐、张謇等另一派年轻谏官（又称“后清流”），也正是这批人，对甲午年事影响至深。
战前：书生群起好战
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之乱后，中日分别派兵进入朝鲜，但清兵戡乱成功后，日方却拒不退兵，并进而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由此朝鲜危机愈演愈深。在此情况下，清廷方面也意识到战争的威胁，一些主战派官员认为，“日本狡谋叵测，断非口舌所能争”，而“朝鲜之于中国，势比唇舌而亲同骨肉，今日之事，虽愚懦之人皆知朝鲜不可弃也”。
之后，户部主事裕绂上奏朝廷，称“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御史叶应增也上奏说，“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都察院吏科给事中褚成博就说得更清楚了，其认为日本“岛夷小丑，外强中干”，“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海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一律坚固”，面对“区区一日本”，应“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如今朝鲜问题处处棘手，原因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怯懦畏战，导致日本咄咄逼人。因此，褚要求朝廷“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
中国士人一向不把日本这样的“蕞尔小国”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清国大，日本小；清国人多，日本人少”，大兵一到，日本必然一鼓荡平。在此乐观情绪下，就连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向伦敦报告：“现在中国除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清流们不切实际、对国际事务的懵懂无知倒也罢了，此外还有另一种论调更可怕，那就是企图借外战树威。礼部侍郎、帝党志锐就说，“如清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强国之路”；编修曾广钧也认为，“中国可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如此，既可除卧榻之患，又借以震慑西夷，岂不美哉！？
光绪毕竟年轻，经验不足，被这些人一鼓噪，便成了最坚定的主战派。但是，光绪从小长于深宫而养于妇人之手，其有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但对中日军事力量不甚了了。而其身边的帝党清流们，翁同龢本人不谙军事也从未做过外任官，更不要说统兵打仗，其他如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帝党成员也都如此。就是这些人，却在甲午年中一味主战而浑然不知其中的巨大危险。
史学家唐德刚曾说，道光、咸丰和光绪祖孙三人分别应对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时，其心态如出一辙：“开战之初，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畏缩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
正因为帝党主张“有争无让，事在不疑”，小皇帝才不断辱骂并逼迫李鸿章立刻率领过气的淮军杀奔战场，至于有无准备、结果如何，从不考虑，或者干脆瞎指挥一通。开战前，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派大军入朝。两天后，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其大为震怒，“传懿旨亦主战”，并给李鸿章发去措辞极其严厉的电报：“现韩倭情事已将决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