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及其后继者大多按“守内虚外”的方针进行军事部署，将大多数禁军驻防在京城及附近地区，而边境上却只有少数禁军驻防。当时，开封内外，兵营列峙相望。宋初统治者为什么要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呢?
首先，“守内虚外”是当时北宋消灭割据、抵御外患的需要。一方面，北宋建立之初，全国还有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政权的存在。为消灭这些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及赵普等人在充分估计自身军事、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经过再三权衡、深思熟虑，确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为此，北宋政府便集中重兵、选派宿将，守卫北部要点。开封以北地势辽阔、平坦，北宋政府驻重兵于京师及附近，既有利于应付北方边境及各地之急，又可防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象的出现，正如宋史“兵志”一称：“禁兵者……皆以守京师，备征伐。”这样，在任何情况下，皇帝随时都可调用禁军。另一方面，北宋定都开封，而开封地处平原，不像洛阳、西安、北京那样有山川之险，加上此时辽国势力蒸蒸日上，幽云十六州的割失，更使北宋失去了抵御契丹贵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因此，要抵御边患，北宋只能以兵为险，驻重兵于京师，以成强干枝弱之势。
其次，“守内虚外”是当时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需要。宋太祖亲眼目睹五代各国的交替情况，自身也靠兵变取得政权。所以，宋太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笼络和防备内部问题上，没有足够的决心来解除外患。他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保持稳定并扩大统治基础进而加强集权，尤其是军权。当时，北宋的军队有禁军、厢兵、乡兵、藩兵，禁军不仅人数众多(占兵额半数以上)，而且还是全国各地精心挑选出来的，是当时主要的武装力量。如果还是精兵布满天下，则就地称乱的局面仍还有可能出现。因此，宋太祖要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叛乱，就必须牢牢地控制、掌握禁军。史书云：“太祖鉴前代之失，集精锐于京师。”由此可见，宋太祖将禁军驻防在京师，是总结前代之失、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再次，“守内虚外”是当时激烈的阶级矛盾的产物。宋太祖是靠兵变取得政权的，没有亲眼目睹农民战争的威力，因而他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去缓和阶级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断激化。其一，北宋通过科举制、恩荫制等途径，大肆扶植地主阶级，给他们种种优厚待遇，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其二，北宋不仅继承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大部分杂税，而且还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农民土地，使土地兼并空前发展，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其三，由于地主阶级逃避差役，北宋政府大大加重了农民的差役负担，甚至有的地区出现“下户半曾差作役”的状况。其四，北宋政府还把沉重的官俸、军费开支及后来的“岁币”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大肆压榨人民。在这种“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情况下，北宋的阶级矛盾一开始就十分尖锐，农民起义和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这使北宋统治者感到十分恐惧。正如宋太宗所说：“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欧阳修也说：“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可见，北宋统治者一直担心人民的反抗斗争，时刻防备人民起义。所以，为镇压人民，巩固地主阶级统治，驻重兵于京师以防不测，是北宋当时的形势所需。
最后，“守内虚外”与当时北宋对辽战争的失败也有密切关系。北宋初年，为收复幽云地区，宋太宗曾于979年和986年两次大规模对辽用兵。但由于各自为战、策略失误等原因，经过高梁河和岐沟关等战役失败后，北宋统治阶级逐渐失去了进取决心，朝臣中也存在普遍的恐辽病，统治者因而放弃了收复失地的计划，把政策重心重新转向对内，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即在雄州、莫州、霸州等边境地区或修塘堰、开水田，或种植榆林、柳林，以防备契丹骑兵的进攻。后来的“澶渊之盟”便是“守内虚外”的产物。
北宋的“守内虚外”政策，在当时对巩固统治、防止及镇压人民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却成为契丹、西夏及后来的女真贵族屡次进攻北宋的重要因素，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这是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