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马克思的《资本论》又成了舆论与阅读的热点。马克思预言了一个“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对经济危机有着深刻认识的马克思还指出，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升级后，资本人格化自我膨胀的必然结果。它必然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的逻辑，脱离实际经济逻辑，从而反过来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造成伤害，成为自己的敌人。
《资本论》第一次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曾发现有机自然界的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发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著述的伟大的科学巨著，是人类历史上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不朽名著中，一共提到了680多个世界各国的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叫做王茂荫。
这个名叫王茂荫的牛人是何许人?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中国清代著名经济学家、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他于1832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户部主事、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王茂荫在京历任三朝，居官30年，不携眷属随任，一直独居宣武门外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而闻名。1864年，因为母亲去世离职返乡，1865年在家乡病逝。 著有《王侍郎奏议》11卷及《皖省褒忠录》。《清史稿》有王茂荫传。王茂荫毕生致力于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货币史的研究和实践，他的货币观点及钞币发行方案最为引人注目，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
王茂荫是一位非常有见解的财政专家，他曾在户部任职多年，并主管过钱法堂事务，因而对币制改革一直非常关注，能够针对不同的社会财政状况，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方法。咸丰元年(1851年)，王茂荫上呈《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由银号出资替政府负兑现责任的丝织钞币，以解决财政困难，被朝廷否决。1853年至1854年，他又两上条疏请改币制，均遭驳回。他提出的兑现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主张，反对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对保持社会稳定、遏制通货澎胀有一定的作用。针对当时朝廷权臣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是，王茂荫的这些建议，遭到急于填充国库的咸丰皇帝的严斥，指责他“为商人指使，不关心国事”，并将他调离户部岗位。
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被俄国传教士巴拉第(1849—1858年在华)写进《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并被收入了巴拉第主编的一部多卷本资料汇编。当这部资料汇编被翻译成德文，并于1858年在柏林出版时，书名已是《帝俄北京公使馆中国著述集》了。《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通过这个德文译本受到了博学的马克思的注意。马克思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在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以第八十三条大段注释的方式专门提到了中国理财官王茂荫及其“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从而使他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时人对王茂荫评价很高，说他“直声清节，上自公卿，下至工贾隶圉，无智愚遐迩，啧啧皆赞其贤”(《阮陵吴大廷序》)。朝廷谕旨“广为刊布，实力劝导”、成书在王茂荫去世后不久的张之洞的《劝学篇》，几乎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士子必读手册，影响极大、传布极广，“不胫而遍于海内”。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中也这样盛赞王茂荫等人：“咸丰以来，海内大乱，次第削平，固由德泽深厚、庙算如神，亦由曾、胡、骆、左诸公，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二贺(熙龄、长龄)、陶(文毅)、林(文忠)诸公，提倡讲求于二十年以前，陈(庆镛)、袁(端敏)、吕(文节)、王(茂荫)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