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的甲午年，很多人在去年早已迫不及待地联想到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正式宣战于1894年8月1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而我却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初看《甲午风云》这出戏的情景；像我这一代的老华校生和“建国一代”的多数人当中，这出戏埋藏了他们往昔的一段民族感情和民族仇恨。
这是中国长春制片厂出品的爱国电影，当年还在念小学的我有一天被一位年高一班的同学拉去看这部片子，还记得他说：“看《甲午风云》的人看了都会鼓掌。”果然当看到大清海军将领邓世昌管带的“致远号”开炮击中日本海军“吉野号”时，戏院里的观众都兴奋地鼓起掌来。记得我并没有跟着鼓掌，也许是当年对历史背景不甚了解，“爱国”情操还未成熟，倒是饰演邓世昌的李默然三个字却深深铭刻在脑海里。
今天中日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主权纷争关系越闹越僵，“中日必有一战”的看法在两国民间都有市场。
《环球时报》专栏作者薛理泰(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在《安倍强势作为北京得大于失》一文引述《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谈到“处理一场军事危机，头等的办法是斗智，以谋略挫折对方的战略意图，二等的是在折冲樽俎的外交行动中制胜对方，三等的是以军事突袭击败对方，最下等的是攻城掠地。”
熟悉中国古典名著的日本人对《孙子兵法》肯定不会陌生，如果他们也同样信奉“上兵伐谋”这个道理，那就是好事，这表示中日双方都打不起来。
最近时常看到这样的论调说，在近代史上，日本曾经两次打断中国的崛起之路。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为洋务运动送终。第二次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把中国拖进八年抗战，再一次阻断中国的崛起。所以，“这一次绝不能再让日本得逞！”
其实，中国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咸丰十年，又称“自强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明治之初)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前者还早了几年，中日两个学生同时拜西方文明为师，哪个比较有长进，一场甲午战争便分出高低。说甲午战争坏了大清洋务运动的好事，我不敢苟同。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掀起学习日本之风，但事实上，日本在19世纪中叶倒是先通过中国学习西方，这全拜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魏源(1794－1857年)所赐，他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人。1843年，魏源完成了以知夷、师夷、振兴军备为核心理论的《海国图志》，这本书介绍了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军事教训，整理成有系统的军事思想。在当时顿时成为大清有先进意识的读书人的百科全书，悲哀的是，这本书却不受朝廷重视，因为守旧顽固派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夷狄”的赞美，有者甚至建议烧掉它，这本书的命运预示着大清帝国接下来的国运。
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六十卷本被翻译成日文，日本人惊为天书，认真学习之，通过此书了解西方的长处，它被奉为加强海防的经典著作，为不久后开展的明治维新作出了贡献。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大清自己走宝，却益了日本人。所以，洋务运动到底是断送在甲午战争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手中，真是一笔说不清的历史烂帐。
甲午战争是日本在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发动的战争，当时的大清帝国被“小日本”击垮之后，革新志士如康有为在1895年为了劝阻朝廷拒签《马关条约》，而联合一千多名读书人，由他执笔起草了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建议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接着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掀起维新运动的热潮。维新分子很快收拾起甲午战败的悲情，痛定思痛，反过来向日本取经，学习强国之道，康梁师生两人还曾经想要邀请伊藤博文当大清政府的维新顾问，从之前的“师夷”变成“师倭”，就像武侠小说常有的情节，一个自以为武功高强的人被高手打败了，心服口服，转而拜高手为师，这在当年中国人还视非我族类的外国人为“夷狄”的时代，转向日本学习简直是非常前卫的思维。
康有为用了十年功力写成的《日本明治变政考》，深入研究日本如何从一个小国崛起为当时跟美国、英国叫板的海洋军事强国，康有为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之大，十倍于日本，如果效法明治维新，“收日本已变之成功，而舍其错戾之过节”，其成效绝不止“事半而功倍”。光绪皇帝被维新派说服采用了康的这本力作，作为维新改革的理论基础，要在大清复制日本式的维新，只可惜光绪并非有魄力的改革家，而被守旧的既成利益集团扯后腿，西太后伺机搞一场政变，“戊戌维新”只撑一百零三天，成了“百日维新”。维新失败后，梁启超还逃入日本驻北京领事馆寻求保护，后被伊藤博文秘密安排到日本避难。这样的情节若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汉奸”罪名。
康梁维新失败之后，大清向日本学习的风气反而更为炽热，20世纪初掀起了一阵的日本留学潮，西洋的许多政治学理论通过日本人的翻译再经由留日学生传回中国，其中如著名的女革命烈士秋瑾(1875－1904年)便曾自费留学日本。根据台湾历史学者黄文雄在《辛亥民国一百骗》(2011年10月初版)一书里的说法：“1911年中国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凡例写道：我国新词大半由日本输入。”黄说：“如果没有日本在幕末维新时代创出的20万新词，中国的社会、自然科学、新闻将难以传达讯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有85%是日本所创出的新造词。”由此可见，日本汉字对清末以及民国的革新、甚至新中国的发展都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120年并不长。想想从当年的大清帝国到今天，中华民族的命运已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仅仅两甲子时间内的事，不能说不快。今天的日本就算出现另一个伊藤博文，也不可能再把中国玩弄于掌股之中。在中日两国进入“准冷战”(郑永年语)之际，碰上了甲午年，给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详预兆。中国若能把过去的崛起之路所碰到的各种主观和客观障碍当作国民团结的考验与民族精神的磨练，则在国民素质、人文水平方面，超越日本是指日可待。就像韩国人过去几十年抱着“雪耻”的心态，在经济、体育、文化、科技等等领域，以日本为竞争对手，他们今天在这些方面的光芒几乎都盖过日本，真的是“什么仇都报了”。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真的和平崛起，而不希望将来再看到另一出现代版的“甲午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