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小人少，凭什么打败清国，就凭“认真”二字。
甲午战争，大家事后找了很多失败的原因，很多就是这类“小节”问题。枪打不准，用错炮弹（不用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为什么不用开花爆破弹？因为打仗时竟然不将开花弹带上舰，均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不知道充分利用鱼雷打击日舰，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船开回来自己先撞了。反观日本兵：在朝鲜平壤之战后，日本兵摸透了清兵的特点，故采取先躲在战壕里让清兵猛烈开火，等对方子弹打得差不多了，日本兵一个冲锋准能赢。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差距。这仗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打。
等仗打输了，所有的人充当局外人，立刻寻找一个替罪羊，“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让自己的心灵得到解放，这是最好的心理治疗。大家从来没有也不想触及自己的灵魂深处，下回老毛病再犯。正如赫德在日记中回忆他和翁同龢说的：“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地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于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肉，使他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林林总总说了这些，无非是对众人分析失败之因的一点补充。
一枪等于打掉了日本一个师
战争打输了，这时的李鸿章开始在日本的开国元勋、当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身上打主意。两个人在19世纪70年代的《天津会议专条》谈判后都给自己的谈判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别人比，伊藤博文算是半个鸽派，又和李鸿章有二十年的私交和书信往来。据说日军之所以没有乘胜直捣京师，是因为伊藤博文估计，如果清廷迅即垮台，享有在华利益的众多列强会群起干涉，日本反会成为众矢之的，丧失既得利益。于是1894年11月19日，李鸿章让曾经和伊藤博文有一面之交的德籍洋员德璀琳携带照会及私函各一件去见伊藤博文。
不久德璀琳无功而返，伊藤博文倒是有点念旧情，无奈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极力反对，怕西洋人进来搅局。最后伊藤博文找了个使节手续不全的借口回绝了。
最后李鸿章出场了。1895年3月14日一大早，李鸿章乘德国商船公义号驶离天津，开始其赴日和谈的艰辛历程。
李鸿章亲自到日本来乞和，为日本文人的“爱国主义情操”提供了炮弹。一位诗人用当时日本人喜爱的汉诗和汉字佐以汉韵写下了一首七绝：四亿人中第一翁，败余来仰圣恩隆。卑辞厚礼请和议，不似平生傲慢风。
1895年3月20日14时30分，双方全权大臣首次会谈。李鸿章和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以及日文翻译卢永铭和罗庚龄登岸，坐轿赴春帆楼。李鸿章在楼下略事休息，于3时05分步入楼上会议室。日方出席会议者亦七人，除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外，还有多人。
日方的停战条件是：要求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的清军全部向日军缴械，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本军务官管理，且停战期间日本一切军费由中国承担。李鸿章听完罗丰禄的口译后，完全出乎意料，为之大惊失色，口中连呼：“过苛，过苛！”“贵方所指之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地，实北京之咽喉，直隶之锁钥也。倘贵军占此等要地，我方则反主为客，岂不令人有宛如异国领土之感？”“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