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政权观历来有仁政与暴政之分，其分水岭是对待民众的态度，是施惠于民还是肆虐百姓。通常论三国君主，总认为曹操所代表的是暴政，刘备所代表的是仁政，实际上曹操既有暴虐的一面，也有仁厚的一面，不完全是代表暴政。所谓暴政，主要反映在军阀混战时期滥杀无辜方面，而他在平定北方之时的有些政令措施，则很有一些仁政的色彩。
曹操滥杀无辜，突出反映为屠杀徐州百姓和官渡之战时坑杀降卒。
屠杀徐州百姓，起因是曹嵩的被害。建安元年(196年)董卓之乱时，曹嵩去官返乡，至徐州琅王牙郡(今山东诸城一带)避难。曹嵩是朝廷大官，徐州牧陶谦特派部将张门岂去护卫。当时曹嵩随带有百余辆车子的财物，张门岂见财起心，杀嵩劫财。这件事责任不在陶谦，但曹操为此结怨陶谦，于建安三年(198年)冬引兵大举进攻徐州，为父报仇，先后攻拔十余城，至彭城(今徐州)与陶谦展开决战，陶谦被打败，曹操“屠彭城”坑杀男女数万口，“泗水为之不流”。随后又继续进攻，所过之处皆斩杀一空，乃至“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对于这个数据，有网友说是四十万，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史学家笔中的数万口，应该是保守的，这个数字估计接近十万左右。
官渡之战时坑杀降卒，发生在建安五年(200年)袁绍兵败之后。这次战事所坑杀的降卒前后有七万多。曹操自己给汉献帝的奏章里也承认：“凡斩首七万余级。”当时曹军约有二、三万，袁绍军队有十余万，袁军绝大部分被坑杀。曹操在偷袭袁绍粮车时，就曾将一千多降卒一律割下鼻子，向袁军示威。如此残忍地大规模坑杀降卒，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其原因不象屠徐州那样为报私仇，很可能一是怕降卒造反，二是当时粮食奇缺，袁绍运来的粮草已被曹操统统烧掉。除了屠徐州、坑降卒外，建安十二年(207年)远征乌丸三郡时，也发生过“屠柳城”(今辽宁凌源县)的事。
曹操的上述残暴行为，都是史书确凿所载。这是千百年来曹操落下骂名的重要原因。它一方面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曹操的残忍。《三国志·魏书·曹仁传》还载，建安十一年(206年)，袁绍外甥高斡在壶关反叛，曹仁随曹操围攻壶关，曹操下令说：“城拔，皆坑之。”这是曹操为人残忍的又一个例子。动不动屠城、坑杀，实际上不可能收到应有效果。当时壶关就连月不下，后来曹仁说：围城应给对方开条生路，现在公开告示城破必死，必然死守，这不是好办法。曹操有所悟，听取曹仁之言，结果城中士兵就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