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在戴笠手下地位不低，戴笠十万火急地将他调来，亲自带着他到河内交代任务。其他王鲁翘等人，据称也都是从各地调来的精干人马。戴笠叮咛陈：“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然而，陈恭澍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虽奉命监视汪某的行动，并搜集有关汪派的活动，可是这两件事，我们一样都没有做到家”，“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连重庆派来与汪某洽谈的人是谁都不知道”；“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哪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如果不是笔者道出，谁会相信！”
从队伍组成看，这个班子完全是临时凑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他们在河内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戴笠后来派来一位名叫曹师昂的人，倒是有个法籍太太，但这对夫妇约见陈恭澍，似乎只是为了带给他两支手枪和子弹而已！戴笠交代陈与一位“特殊人物”单线联系，“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咨请办理”。陈确实仰仗于他，被动地听由他居间打听和安排，在那段日子却一直摸不清此人的底细。
从装备看，特务们的配备，虽然一方面“由各路运来大批枪械弹药”，似乎十分重视；但另一方面，只临时买下一辆半旧的两门福特小车作代步工具，侦查器械上更是“连一架望远镜都没有准备”。汪精卫住所门前不便停留，所以无法近观；又不准备望远镜，从而也无法远望。正因为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了汪宅，却一直弄不清里面除了汪、陈夫妇，究竟住了什么人，住了多少人，谁主谁宾，几男几女，什么起居规律、进出惯例……都是两眼一抹黑。
从工作态度看，这么机密重大的任务，从陈恭澍到小喽罗，吊儿郎当，敷衍了事。陈自称他在门前来去多次，对汪氏一家住的是25与27号两侧却一无所知，导致最后大摆乌龙；陈恭澍说只放了两次枪，后一次才三响（即王鲁翘射床下之人三枪）；但何文杰、汪文惺亲耳听到的则是“噼啪连声”，送到医院去的曾仲鸣身上中弹无数，方君璧都挨了四枪，特务也说不清怎么回事。
尤其是有两个人让人疑窦丛生。一个是行动组成员的唐英杰，陈恭澍明明深知前此他被派到天津时就“不但没有什么表现，却闹了不少笑话”，却将侦查刺杀目标的方位这一攸关成败的关键任务交给他，只安排他一人两次秘密登上屋顶去查看室内。此人对陈汇报时一口咬定：“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夜里开着灯的还是（27号）三楼的那一间，不会错，他（汪精卫）就住在三楼。”这就最后钉死了行动组的错误指向。
还不仅如此。在戴笠于1939年3月19日凌晨下达了“制裁令”之后，陈恭澍要布置任务，到处找不着这个唐英杰。“中午过后，唐英杰才回来。我责备他不该不报备就私自溜出去，他却说因为肚子痛出去买点药就回来的，不想走了好几家也没有买到，所以耽搁了。这分明是瞎话，可也无可奈何。”他究竟去哪儿了？
还有一个名叫魏春风的，可算行动组的“编外成员”，也是神出鬼没。说起来是陈恭澍他们通过那个“特殊人物”徐先生转弯抹角认识的，但是魏在这么短时间内以其“鬼灵精”，“成为我们在河内的方向盘、地理图般不可或缺的引导者”。难得的是，他既处处为行动组效力，又极为知趣，有求必应，“无求不问”；他那个“风致嫣然”的女友也帮忙极多，女友又有一个叔伯哥哥在警察局当密探，巧更巧在此人就被派在汪寓附近一带巡逻、守护。陈恭澍3月20日晚率部行动前往汪宅，遇到两个越南便衣警察，进退两难之际，魏春风像从天上掉下来，立即用钱收买了警察。陈恭澍写道：“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怎么说也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据陈恭澍说，戴笠自从元月份将他带到河内时呆了两天，再也没有来过，只靠电报发令遥控。但是别的资料上提到戴笠后来不仅来过，还不只一次。陈自己在回忆录上，也不得不举出两件“有凭有据”的实例，承认不敢说戴笠肯定没有再来过河内。但问题是：戴笠既然来了河内，却不召见负责监视汪氏、随时准备动手的项目负责人陈恭澍，似乎全然顾不上奉最高统帅之命除掉汪精卫之事──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
陈恭澍将刺汪这么一件重要任务办砸了锅，奉调回重庆时，他声称是已经作好“调回去交付军法审判”思想准备的。此前，对于跟踪跟丢了对象，他都说过所受处分可能是“立即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我们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刑之罪”。刺汪失败，他却照样受到军统的信任重用。何以蒋氏、戴氏如此赏罚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