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献有“七十曰老”的说法，宋代官员致仕(即退休)即以70岁为限，比起如今的60岁，年限可谓很宽松。但70岁退休并非绝对。北宋时期，一些“邦国重臣”或受到皇帝恩宠的官员虽到了70岁，却仍然可以“安位若素”。
原来，宋代致仕制度还规定：官员退休时，须先向朝廷递呈申请，获准后方可解职。个别元老大臣不受70岁年龄的限制。凡因病退休而后痊愈者、提前退休者、正常退休者，在朝廷需要时都可再度入仕，称为“落致仕”(类似今天的退休返聘)。这样，有一些被皇帝倚重的老臣可能多次请求致仕而不被批准，而一些特定时期致仕的“重臣”会被再次授予要职。
这些老年官员中不乏老当益壮者。北宋朝宰相最高寿者当推文彦博(1006—1097)，享91岁。他是四朝(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重臣，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神宗末年(1083年)文彦博已经获准退休，在洛阳准备要安度晚年。哲宗即位初(1086年)，当政的司马光看重“宿德元老”文彦博的才能与威望，极力推荐。就这样，已过80岁高龄的文彦博“落致仕”，被授予“平章军国重事”一职，再担大任。他思维敏捷、处理政务井井有条，时人评价他“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真宗朝的老将范延召(927—1001)更是勇猛不减当年。咸平二年(999年)，北部边防吃紧，契丹人南下来犯，73岁的范延召毅然随驾北征，“与(契丹敌兵)战瀛洲西，斩首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三十里，又斩首万余，夺其所掠老幼数万口，契丹遁去”。仁宗朝老将王德用(977—1056)熟知军中情伪，善于恩抚属下，“多得士心”。他名震边塞，为契丹(辽国)所忌。至和元年(1054年)，78岁高龄的王德用“落致仕”，被授予枢密使重职，督察全国军务。至和二年(1055年)，契丹使者来访，称赞宋廷“以公(王德用)典枢密而用富公(富弼)为相，将相皆得人矣”。
这些年过70仍被朝廷重用的官员，其经验智慧被视为国家的财富。鉴于不能忽视的年龄与健康因素，君主们常常对这些老臣加以特殊礼遇。如：前文已提及的文彦博，元祐元年(1086年)拜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时，已是81岁高龄，被特许“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后来又改为“十日一赴都堂，一月一赴经筵”，能保证机要政务参与决策即可。两朝重臣吕公著元祐三年(1088年)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时，也已是71岁高龄，被特许“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朝;出入都勿拘时;常行文书免签书;别建府第，许执政往议事”等。枢密使张昇70岁时“请老”(申请退休)，英宗极力挽留，声称“太尉勤劳王家，讵可遽去?”特许他“五日一至枢密院”，还免除其觐见皇帝时复杂的礼节“进见毋舞蹈，受赐勿跪”等。
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是不能忽视的客观事实。70岁高龄的老人身处政府要职，常常要面对那么多的繁剧事务，要想都处理得当也真是勉为其难。仁宗朝老臣陈尧佐拜相时已是75岁高龄，在这个“佐天下，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的重任上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加上同时拜相的王随(已65岁)正“属疾在告”(请假在家养病)，导致政务积压，“事多不举”，时人讥讽“中书番(宰相议事机构)为养病坊”，最终两人均被解职。接替他们职务的张士逊是第三次拜相，也已是75岁高龄。与前两次经历相比，这时的他年事已高却又偏逢多事之秋。当时，政府决意精简辇官为禁军，辇官们不满，纷纷携家人在京城喧诉抗议，“张士逊方朝，马惊堕地”，幸好只是受了惊吓，没太伤着筋骨，皇帝特许他“五日一朝”。可是谏官们不放过他，纷纷上书，弹劾他“无所建明”“政府岂养病之地邪”等等。张士逊坐立不安，决意退出政坛，连续七次上书“请老”，最终获准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享86岁高龄。
可怜一些“耆德”老臣，被皇帝所倚重、累请致仕而不得，终日被机要政务缠身，劳心劳力而“卒于任”。两朝元老向敏中(949—1020)居大任三十年，“时以重德目之，为人主所优礼，故虽衰疾，终不得谢(退休)”，72岁死于宰相任上。哲宗初年，老臣孙固(1016—1090)屡请致仕，太皇太后诚意挽留“卿，先帝在东宫时旧臣。今帝新听政，勉留辅导;或体中未安，取文书于家治之可也”。孙固得此知遇之恩，不便再提致仕之请，只得“强起视事”，又忙碌了两三年，75岁死于任上。宋神宗在位期间，重视守边大臣的挑选，老臣孙沔被授予边地重职，可怜已71岁高龄的他，终因年老力衰受不了远途跋涉之苦而死于赴任途中。
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70岁的老人已经完全成熟了，进入了人生的又一个高级阶段，多年积累的经验堪为后辈推崇，一些关键问题的咨询是必要的;同时，“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又是一个超脱物欲、名利追逐的阶段，回归自我，颐养天年。而二者的协调是不容易把握的，北宋老年官员们的荣耀与尴尬正说明了上述两点，给后人以思考与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