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即连仆佣亦不例外。由于母亲无心料理三餐，家中当时常不举炊，每天从“高等科”厨房，送来两餐包饭，大家都是略动筷子，即照原样收回去。后来由钱妈把家事接下来，又开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来预约的各种菜蔬，再行自炊。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包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才能再漆，费时不少。时当盛夏，辛苦奔波，还在其次，最难耐的是庙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几时北平学生示威运动中被枪杀的一名清华学生，因棺材太薄，又未妥善处理，远远就闻到阵阵尸臭，母亲亦未以为苦。
接着购地、挖掘圹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正好又到坟地去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些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较冷静沉着，她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西院一号陈伯母（陈达教授太太）、四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太太）等三人比较接近。两人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的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口，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相商。她叫我不要惊慌，她一定会尽力说服母亲的，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份上，多管大家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解劝，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当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地放下了大半心。
那一年里面，母亲要出门，我必定要问她到那里去，有时她烦了，就说我不该管她的事。尽管这样，我还是偷偷地在后面跟着，一直看到她去的地方，我才回家。有时她出去迟迟不归，我和钱妈两人总是提心吊胆的，等到见她进门才安心。那年秋季我本该入学，可是不放心母亲，我推说对学校的规矩都不懂，除国文外连阿拉伯数字也不认识，无法上学。赵伯母曾数次相劝，我仍以这个理由推拒了。
民国十七年阴历六月中旬，学校已放暑假，我们才摒挡南归，三哥送我们到塘沽上船后，仍返平在清华任职。到上海后，因行李什物太多，在二哥处略作停留，即返回原籍外祖父家定居。我们有两位舅父和一位姨母，都比母亲小，他们之间，手足之情的深厚，是少见的，母亲得到他们宽慰，精神逐渐振作，一一安排我们入学。
民国二十五年夏天，三哥和四哥都已成家，都在海关任职，且同住一处，母亲随他们住在上海，小舅父亦在沪经商。我想到当初母亲对我们有“十年”的承诺，有些担心的问小舅父，他说:“傻瓜，现在生活得那么幸福，你们又肯用功上进，她有什么理由想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