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喜欢听人说好听的，据说这是人的弱点，与生俱来的。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就越好这口。这不是说，居于上位的人，人类的弱点就体现得比较充分。上面的老爷，这种毛病，往往是下面的人给惯出来的。有这种毛病，史家的说法，对于国计民生大有干害，每每号召近君子远小人，可是收效甚微。不过，喜欢听好听的这种人的弱点，也不是全无好处，下面的人如果犯了事，有时倒是可以利用这点给自己觅一条生路。
乾隆年间的尹会一、尹嘉铨父子，是清史上的名宦。父子都是著名的理学家，官做得都不小，老子做到吏部侍郎，儿子也混了个大理寺卿，都是高干。不过，两人有名倒不见得是因为官大，二三品的官儿，清朝多着呢。老子的名气来自为官能干，做地方官劝耕办赈很有成绩，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受到皇帝表彰的孝子。
而他儿子尹嘉铨的名声，却源于一起大狱——已经退休致仕的他，偏要上奏请求皇帝把他老子和清朝的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等一并从祀孔子，并请求给他老子一个谥号，借此为他的老子扬扬名。自己呢，也顺便博一个孝子做做。没想到，却惹得皇帝大怒，把他打进了大牢。
鲁迅先生曾经注意到这起特别的文字狱，分析了尹嘉铨得罪皇帝的原因，是因为乾隆这种“英主”，是绝对不允许朝内有所谓名臣的。太平盛世，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只能有不好不坏的奴才，才能烘托出一个高耸入云的英主。可惜，臣子们不一定都能领会皇帝的意思。尹嘉铨自我感觉他们父子都是名儒，然后想通过皇帝变成陪孔夫子吃冷猪肉的“名臣”。
对于乾隆来说，自然属于“大肆狂吠”，不得不加以惩罚。鲁迅先生还注意到，奉命查办此案的大臣，体察皇帝的旨意，刻意在揭露尹嘉铨假道学上面下工夫，百般在他的男女之事方面出他的洋相。名儒休矣，名臣也就见鬼了。案件查办的结果，拟将尹嘉铨按干犯大逆罪，也就是谋反罪，凌迟处死，家属连坐，但到了皇帝那里，格外开恩，变成绞刑，不牵连家人。
不过，这桩文字狱，还有一种说法是，尹嘉铨其实没死，最终被乾隆赦免回家吃老米去了。事出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据说当年办此案的刑部郎中，奉旨记有《纪事》一篇，有人亲见。说的是当年定谳之后，尹嘉铨判了死刑，乾隆意犹未尽，遂命尹嘉铨的好友，备酒席一具，到狱中为尹送行，看尹嘉铨说什么，然后回奏。哪知道，在饮食间，尹嘉铨颜色不变，镇定如常，只一个劲儿地自责自己混账，辜负了皇帝的圣恩。这个情况反馈到乾隆那里之后，兴致好的乾隆见了尹嘉铨。
一见之下，乾隆先是声色俱厉地数落尹嘉铨的罪行，破口大骂，骂够了，然后宣布赦免其罪，放他归田。在尹嘉铨千恩万谢之后，乾隆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尹嘉铨回答道，说他已经年过七十了，余下的岁月，唯有天天焚香祷祝皇上万寿，争取活到一百岁，不敢一天间断，多一天就多祷祝一日。这样的超级马屁，惹得乾隆大笑——太受用了。尹嘉铨最终以这样一个超级马屁，放过之后，回家养老了。
清朝皇帝提倡理学，为的就是让臣子安分守己，老实效忠。康乾年间的理学家，个个都是规规矩矩装孙子的宝贝。说他们虚伪是可以的，像汤斌那样，位极人臣，总是穿补丁裤子在人前晃来晃去，但说他们会有什么悖逆犯上的言论，打死他们都不敢，做梦都不敢。查案的人把尹嘉铨的所有著述查了个底朝天(当然，顺便把家产也抄光了)，能找到的所谓罪证，也就是他的有关“名臣”言论，连个“帝王师”的话，都是他引用的。
就是请求皇帝答应让他老子陪孔夫子吃冷猪肉，固然有沽名之嫌，但也是一片孝心，又能犯到哪儿呢?根据这点事，就把个三品大员凌迟处死，株连三族，即使批判从严，也忒过了些。“文革”的一打三反整人，捕风捉影罗织罪名，也到不了这个地步。看来，在我们这个国家，搞运动，有传统。当年乾隆大兴文字狱，风气所被，很有点像政治运动，赶上运动，必然倒霉，具体办事的人，都是株连唯恐不广，整人唯恐不死的主儿。不这样，就不能让主子开心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