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已经卸去首相身份的伊藤博文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此时正是中国风雨欲来之际。
伊藤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几乎会见了晚清所有政要和政治派别领袖。维新派对伊藤博文来访的热切盼望，并请其指教。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维新派，对伊藤博文此次访华“成果”抱有很大期望。9月20日，光绪皇帝在勤政殿会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向光绪皇帝表示，赞赏中国新政。这一天非同寻常，它是“戊戌政变”前夜，光绪皇帝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末日”。
当伊藤博文赞扬中国的变法、对光绪表示钦佩、表示他可以为中国的变法做点事情时，光绪皇帝的答语里，也包含了维新派请伊藤博文为“变法总顾问”的一层意思，有点“准帝师”之意。足见光绪皇帝与维新党一样，对伊藤在中国变法的“外援” 之力上，抱有很大期望。
结束与伊藤会见的当日，光绪马上召见袁世凯。“末日”会两人，一个是出卖他的总导火索，另一个是促动他效仿的第二导火索。
我们不得而知，伊藤博文选择中国政变前夜访华，是有预谋还是“不期而遇”。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对中国的维新派，情有独钟。这当然不能排除他的大原则——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加深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使日本在中国利益最大化。但是，“志同道合”谈得来，大概也是拉近距离的重要原因。
伊藤觐见光绪第二天，即1898年9月21日，“戊戌事变”发生，保守势力反扑，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后党开始抓捕维新党。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当即表态：救梁启超逃往日本。并表示“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眼见着中国政治改良功亏一篑的伊藤，不知心里做何感想?
从他积极营救维新流亡者的态度看，他对中国百日维新的失败是同情和惋惜的。但是，正像他对光绪皇帝表白的那样：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外臣”两字，表露了他的真实意思——有些事力所能及，有些事鞭长莫及。中国的事情，即便维新党想借力发力，本身也要有“内乱”的实力方可成事。
历史往往是由内外两组势力推写的。当光绪皇帝召见完外国首相再召见本国将帅时，其实已经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可惜本国将帅变节，使得外国力量的介入也十分有限。相反却给发动政变的保守势力以口实——“勾结倭寇，卖国图谋”的屎盆于是就扣在了维新皇帝头上。
之后的历史更加令人惊诧。人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中国改良派转身革命派，仅用三年。“日本元素”在戊戌变法中沉没，在辛亥革命再生，中国留日生转瞬间成为中国革命“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