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在前台大谈要对IS“倾听理解，展开对话”的时候，他身后的印度藏人社区却在渐渐崩塌。
日前，美国媒体在印度南部采访调查时发现，很多不同时期流亡到印度的藏人，都表现出想要回到中国的心情。
报道中，“美国之音”记者来到了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第二大城市迈索尔附近的山区小镇白拉库佩。
1959年，当达赖喇嘛出走西藏时，一批藏民也一起来到印度。经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批准，卡纳塔克邦政府在德干高原上的白拉库佩开辟出3000英亩的区域，作为收容藏民的第一个难民营。现在，这里已聚集了7万多藏族人，分别居住在16个自然村里。
在这里居住的藏人中，除了1959年就来到这里的西藏人，还有来自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地藏区的藏族人。最早来的一批成为了开荒者，靠着在砍伐原始森林开垦出的荒地勉强生活；后来的很多人则是听信了达赖的宣传，来这边的学校学习。
但宣传与现实并不吻合。采访中，一位来自四川藏区的藏人洛桑说，他来印度已经9年了，刚刚毕了业。但由于还没想好将来会去做什么：“想回到甘孜去，我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和哥哥姐姐还生活在那里。”但是，由于当初是非法出境没有护照，现在“回家还是有些难度”。
美国之音记者发现，他在白拉库佩遇到的几位喇嘛都表示了将来回到家乡去的希望。一位在超市里收银的、来自西藏拉萨的喇嘛对他说，自己还在读书，毕业后就会回拉萨去。
“藏独”分子常常惹事，是印度警察的重点监控对象。
据中国国侨办数据显示，目前定居印度的藏人约有近11万人。他们中，除了一小部分人（大多是“流亡政府”的官员）能够享受到西方援助，生活富足外，大部分面临着失业、民族身份缺失、基础设施差甚至环境污染等问题。
首先是身份问题。他们当中虽然有不少人是在印度出生，但却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也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只能租借。这样不可避免地就会有与当地印度人争夺资源的现象发生。
其次是失业。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的调查发现，即便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难民(也就是在印度出生长大的藏人)也不容易找到工作。“流亡藏人政府”的人口调查显示，失业率高达75%。很多藏人在就业时需要与人数众多的印度毕业生竞争，大部分毫无优势。许多人最终充其量只能在美容院、餐馆和旅游行业工作。
但最令达赖和他的“流亡政府”官员们担心的，恐怕藏人是越来越严重的失望情绪和群体孤独感。身在异乡的游离感和为了强调藏民族身份刻意制造的疏离感，使年轻藏人很难融入印度社会。他们中极少数人通过各种途径到欧美去，有的人求助于大麻、烈酒、甚至暴力，还有一部分人自然想到了回到有家人，生活环境也更好的国内。
今年9月，曾任“流亡政府”高官的第三世安曲活佛获中国政府批准，已返回四川阿坝定居。安曲活佛于1959年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
80年代曾经在达赖喇嘛与十世班禅喇嘛的同意下，到北京的中国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任教，以后又数度回到中国讲学。
今年，安曲活佛谢绝参加达赖80岁祝寿活动并正式提交回国定居申请，得到了四川省政府的批准。他回国定居的消息在印度藏族社区内激起了一波涟漪，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审视自己的处境和出路。
安曲活佛（中）回到四川安度晚年
不仅如此，达赖对境内的渗透宣传也在渐渐失去市场。现在，每年从境内离开到印度的藏人也大大减少。根据在达兰萨拉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负责人的说法，今年4月至今到印度的藏人仅61人，较往年大幅减少。《环球时报》此前也报道，位于尼泊尔的“流亡藏人”接待站由于长期没有人来没有工作可做，已经关门了。国内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宗教氛围，使达兰萨拉失去了“魅力”。
西藏2013年度藏传佛教晋升格西拉让巴立宗答辩现场
今年以来，达赖喇嘛自己在国际上的活动屡屡碰壁，加之印度藏人社区蚁穴溃堤式的内部瓦解，他的“藏独事业”面临着所未有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