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为了逼蒋介石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实施“兵谏”，把蒋介石扣押在了西安。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一片哀鸣。尤其是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更是日子不好过。作为负责情报的机构，居然在事先没有得到过半点消息，这算失职。很多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都把矛头指向了戴笠，声称：一旦“校长”遭遇不测，就把你戴笠的脑袋扭下来。
其实，戴笠本人对于蒋介石的感情并不比那些将领浅。一来，戴笠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和蒋介石也有师生之谊；二来，戴笠能够飞黄腾达，这一切都是蒋介石给的——此为知遇之恩。
所以，蒋介石被扣押后，戴笠不顾手下的劝阻，当即决定，要亲赴西安，营救“校长”，誓与蒋介石共生死。恰好，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也决定亲赴西安谈判，戴笠就请求一同前往。宋美龄很欣慰地答应了戴笠的请求。
启程前，戴笠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凶多吉少”。为此，他把家人召集在了一起，留下了遗言。他说：“我此去西安，必无生还之理。唯有效忠领袖，万死不辞。望家人勿以我死为悲。只要藏儿（指的是戴笠之子戴藏宜）善待祖母，以娱余年，则我死亦瞑目。”
家人如何反应呢？不得而知。想必老母亲会非常悲伤吧？想必戴笠还会说些“忠孝难以两全”的话吧？
第二天，戴笠就跟随宋美龄踏上了飞往西安的军机。
与宋美龄受到张学良的礼遇不同，戴笠一下飞机就被软禁了起来。这更加深了他“凶多吉少”的预测。于是，他决定再留下一纸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如果说，前面的遗言是留给家人的话，这份遗书，则是赤裸裸地留给那些指责他的将领的，以及蒋介石的。事实上，蒋介石后来的确看到了这份遗书。
可是戴笠等了几日，都没等到死。他等来的是张学良。此时，谈判已达成协议，蒋介石已无性命之忧。张学良前来，是慰问戴笠的。按照惯例，说一些“戴笠兄受惊了”之类的话语。
后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然后，就失去了自由。诡异的是，戴笠被软禁，是张学良的手下负责看守；而张学良被软禁后，负责看守的则是戴笠的手下。
一个诡异的轮回。
戴笠此行，先留遗言，又留遗书，最后却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南京。虽然毫发无损，但经过此行，他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心中的地位，想必已经大不相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