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众期待到千夫所指，袁世凯本有机会成为“中国之华盛顿”，却最终成为举国唾骂的“窃国大盗”，在众叛亲离中羞恨而死。相传袁世凯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他”是谁？有人说是一心想当“皇太子”的袁克定，有人说是一心想做“帝王师”的杨度，也有人说是袁世凯自己的帝王思想。
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皇太子”
身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并没有继承其父的雄才大略，反而在父亲强大的气场下显得庸碌无为。民国成立后，袁克定更是倒霉，居然在骑马时把腿摔坏。对这样一个官宦子弟而言，如果民国就这样延续下去，那么随着袁世凯的去世，他也将堕入常人的世界。因而，对袁克定来讲，如何更好地利用其父的权力，就成为他面对的最大课题。按照中国传统思维，有子承父业一说，因此，作为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也一直有当“皇太子”的强烈愿望。
在袁世凯统治逐渐稳固之后，袁克定便开始在他身边精心营造帝制氛围。袁克定知道其父很在意日美等列强的政治态度，为了给称帝舆论再加砝码，他想出了伪造《顺天时报》的主意。《顺天时报》是日本外务省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起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初名《燕京时报》，主要报道中国政局内幕，进行亲日宣传。由于时政性强，在华影响力和发行量不断扩大，销量曾一度达到1。7万多份，成为华北地区的第一大报。对于善于审时度势的袁世凯来说，阅读《顺天时报》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国情，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窥测日本政界的对华态度，因此他每日必读。正是看破了父亲的心思，袁克定竟然伪造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政治氛围，天天刊载各方支持复辟帝制的文章，使其父误判形势。此事败露后，袁世凯才明白自己一世精明，结果却上了儿子的当。因此，当他被迫取消帝制之后，曾痛责袁克定“欺父误国”。
袁克定的帝王思想甚至比其父更为严重。即便在袁世凯死后举国唾骂之际，袁克定仍然想效仿历代帝王，将其父的坟地命名为“袁陵”，结果遭到袁世凯昔日结拜兄弟、临时主持政务的徐世昌的反对，最终改名“袁林”。
湘人杨度想做“帝王师”
湘人杨度，曾跟随大儒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此后一直以做“帝王师”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曾几次东渡日本，精心研究君主立宪制度。期间虽然与汪精卫、孙中山等人来往密切，却始终坚持自己特立独行的政治见解，主张君主立宪是中国最好的政治体制。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被清廷重用，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成为名噪一时的“宪政专家”。而杨度也对有知遇之恩的袁世凯心存好感，认定他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非常之人”，从而为日后充当袁世凯的“帝王师”埋下伏笔。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东山再起，他一边表示赞同君主立宪，向清廷效忠，一边与革命派进行政治谈判。最终，革命党人答应了他提出的当总统的条件，袁世凯的政治立场迅速从支持君主立宪变成赞同民主共和。而在杨度看来，袁世凯之所以这么转向，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一旦大权在握，还是有可能回归君主立宪的。因此，杨度在南北调停期间向各省游说时就预言，即便用总统名称，袁世凯仍可以成为“拿破仑”，使共和再为君主。
1915年4月，杨度向袁世凯呈送《君宪救国论》，直陈“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观点。随后，他与孙毓筠、严复等共同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而袁世凯也对杨度投桃报李，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
实际上，由杨度等人导演、袁世凯主演的这一场复辟闹剧，一出场便遭到举国唾骂。杨度的两位昔日好友梁启超、蔡锷率先倒袁。杨度组织筹安会时，曾派人到天津征求梁启超的意见，梁启超不仅没有支持，还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其进行了驳斥。
此后，全国各地倒袁活动此起彼伏，袁世凯随后被迫取消帝制，至此一病不起，遗言“他害了我”。这个“他”指的是谁，至今没有定论。但也有人说，袁世凯临死前大呼的四个字不是“他害了我”而是“杨度误我！”
无论如何，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整个过程中，杨度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二人对君主立宪的理解并不一致。杨度之所以固守己见，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君主立宪比共和更适合中国。他在《君宪救国论》中指出，当时的中国民众还无法真正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如果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而君主立宪既可以通过君主制度防止未来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的动乱，又可以通过立宪实现民权。
反观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袁世凯，却利用杨度对君主立宪理论的鼓吹，欲实现君主专制政体，因此，他虽然表面对杨度推崇有加，其实并不想也不敢对其委以重用，仅仅授以参政院参政等闲职。因为真正的君主立宪仍然是一种现代政体，与君主专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是以即使袁世凯大呼“杨度误我”属实，也不过是其推脱罪责的一个借口。
袁世凯帝王思想扎根心中
也有人说害袁世凯的，既不是袁克定，也不是杨度，而是他自己心中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如此说来，袁世凯所言的不是“他害了我”，而应该是“它害了我”。
袁世凯一生复杂多变，他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小站练兵，从一个落第的秀才变成中华民国的总统，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同样，他出尔反尔，四处投机，野心勃勃，不择手段，也表现出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因此，无论是他宣布效忠君主立宪，抑或后来赞同民主共和，其实都是一种欺骗清廷或革命派的政治投机，其目的不过是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而他内心向往的，一直都是独揽大权的专制统治。所以，对于袁世凯来说，国家是什么政体并不是最重要的，自己掌控大权才是关键。可以说，正是有了袁世凯一意孤行的帝王思想，才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实际操作的平台。
民国之初，中国虽然开始迈向共和，专制思想却难以彻底肃清。在这样一个转折与巨变的年代里，甚至连革命者本身对民主共和的理解也并不成熟。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实现承诺，辞职并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对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宠儿袁世凯来说，更是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他曾经有成为一代伟人的最好机会，结果却落了个千古骂名。推翻帝制又妄图称帝，清室怨他，革命党恨他。
而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又有张勋复辟，在此期间军阀混战，民主共和制度长期有名无实。由此可见，帝王思想不仅害了袁世凯，也严重滞缓了民国迈向共和之路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