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孟不离焦的，前者的意思是用人就要信任，后者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能信任某人，就不要用他。但那些有缺陷、历史上犯过错误、甚至可能“有二心”的“可疑之人”，是该疑而不用，还是用而不疑呢?
知人善用——对于管理者来说，这是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知人善用”的第一步是“知人”。知道人才的分量，才能了解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才的特长。《尚书皋陶谟》云：“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其大意为：完全做到知人善用，连尧帝也会感到困难啊!知人是明智的表现，知人之后才能用人得当。
但人心隔肚皮，知人善用一事说来容易，做来很难。明末的崇祯帝和清代的咸丰帝在知人善用问题上的成与败，能给我们许多启示。
用人多疑不得人心
先谈明朝的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是个亡国之君。但他很有明君色彩：不好色，私生活不仅检点，而且简朴;但他喜欢杀人，对犯了错误的部下，更是从不轻饶，袁崇焕的下场，三百年之下还让人寒心。
崇祯不仅杀了袁崇焕，对其他能臣也猜忌颇多、非常苛刻。例如“五省总督”陈奇瑜招抚义军失败，把责任推给了几位无辜的官员，崇祯不分青红皂白就把那几个倒霉蛋抓了，还抓了五十多个“共犯”，其中包括陕西的巡抚，被充军到了广西。有人看不下去了，向崇祯揭发了陈奇瑜，他又把陈奇瑜也充军到了边疆。还好，没动刀子。
明末义军攻占了老朱家的老窝凤阳，烧了他家的祖坟，崇祯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居然杀了远在淮阴的漕运总督。淮阴离凤阳有好几百公里，走水路得好几天呢，凤阳丢了，关他什么事呢?
如此级别的领导被“咔嚓”的，还有“总理军务”熊文灿和四川巡抚邵捷春。熊文灿收降了张献忠，过了年把，张献忠又“造反”了，熊文灿被押到北京，第二年被“明正典刑”，没就地正法已经算他幸运了。邵捷春在四川抵挡不住张献忠，丢了一大片土地之后，也被抓回北京斩首了。
杨嗣昌和洪承畴应该是崇祯非常信任的。在丢了开封、襄阳，李自成杀了福王、张献忠杀了襄王、贵王之后，杨嗣昌自杀了。洪承畴则是在辽东被清军俘获之后，投降了。他们是否也怕被崇祯“问责”呢?难说。
有点能耐的大臣，不是被对手干掉，就是被自己拿掉了，明朝的气数也就尽了。崇祯用人多疑，不敢放手任用人才，最后只能亡国亡家了。
用人不疑成就大事
再看看咸丰怎么用人。19岁的咸丰在面对37岁的洪秀全和声势浩大的太平军时，他想用林则徐。结果林则徐路过广东时就病死了。
接着想用李星沅，结果李星沅也病死了，再派一个人，是军机大臣赛尚阿，他只训练过阅兵时的仪仗队，到了广西，只敢躲在省城里。
没人可用了?不是。
用广西提督向荣。向荣很牛吗?太平军就是广西闹起来的，向荣和广西巡抚闹意见，在永安围困太平军时，又留了条口子，让他们突围了。换了崇祯皇帝，估计也该“咔嚓”了，咸丰没有杀他，还升了他的官。他一路追着太平军到了长沙、又追到湖北，一直追到南京，在南京城东的要塞孝陵卫扎下了“江南大营”，总是慢半拍，但把江南发达地区通向南京的要道给卡住了。
咸丰也觉得向荣不够数。又派了个钦差大臣，不过不是来“搞渗透”、“掺沙子”的，是带着一支精兵来帮忙的。谁呢?就是在广州私下和英国人议和被处分的琦善。琦善也是个慢半拍的，太平军到武昌了，他还在河南，太平军到南京了，他也来了，他在扬州，扎下了“江北大营”，把南京通往北方的要道也卡住了。
犯过错误的、有缺陷的，将来还可能犯错误的“可疑之人”可以用。那么，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人可以用吗?也可以。咸丰就做到了。
咸丰用得最好的人，当然是曾国藩。曾国藩刚帮办团练时，就有人打了个小报告，说他过去是高官，但现在爷爷死了在家守孝，只是个百姓，一平头百姓有这么大号召力，“不是国家之福”。这个小报告太狠毒了，人家刚开始为你工作呢，先担心他将来成绩大了、势力强了会威胁自己的地位——这也是不少领导人最担心的。咸丰听了显得很紧张(动容)，但他还是让曾国藩放手去做了。后来的效果大家也看到了，证明他没用错。曹苏宁
知易行难。“用人不疑”，是人才良好管理的基础，但在此之前，管理者先要学会“疑人”，也即是“知人”。通过“疑人”和“知人”，了解了人才，这时候就要放手去用，做到“人尽其才”。
崇祯的失败，是他搞错了“知人”和“用人”的顺序，在“知人”阶段，不“疑人”，将人才放在不合适的位置上，结果人才犯了一点错误，就在“用人”阶段乱猜疑，甚至毁掉人才，误己误国。如崇祯刚开始对袁崇焕非常信任，但却不“知人”，不知道袁崇焕有“独断”的个性，而在用人的时候，发现袁崇焕不完美、不检点，乃至有“不忠”的嫌疑时，又痛下杀手。这些都是人才管理中的大忌。反过来看，咸丰帝便知人善用，他知道曾国藩威望高，号召力大，为之动容，但也了解曾国藩对朝廷始终存有忠敬，不敢乱来;知道了人才的秉性特点，才放手去用，不仅挽救了大清，还成就了咸丰之后的“同治中兴”。
用人之“疑”，是管理者要学会的基本功。先知人，后用人;知人要疑，用人不疑。“知所先后，则近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