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华上下五千年， 探索中华冷兵器之谜，回归古代冷兵器时代，解密流传百世的名刀名剑，第一冷兵器自媒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射箭技能的国家之一，这已经被考古资料所证明。在古代的传说中，也总是把弓箭视为中华文明起始的标志之一。《易·系辞传下》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就是把弓箭的出现视作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古人还总是把弓箭的发明同一些传说中的杰出人物——黄帝、挥、后羿、牟夷、逢蒙等联结到一起，一些古代少数民族更是如此。显然，这折射出弓箭的产生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上的确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多民族射箭技术与理论的不断交流和融合，中国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射学”，其内容极为丰富，不仅包括制作、礼仪、训练、施放等一系列技术，而且还从射箭活动中衍生出教育、体育、游艺、交流等社会功能，产生了许多相关的理论和著述，形成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相比的射文化体系。正因为如此，中国射箭不但是自身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尤以日本最显著。
中国的弓弩何时传到日本，目前尚无确论，但可以肯定在中日之间的早期交往中，随着中国移民的不断迁居日本，将先进的中国弓弩制作与放射技术传到了日本。《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载，方士徐福入海求药，数年不得，因费用很大，怕受到谴责，“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求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假如徐福移居日本的传说可信，则中国优秀的射手和先进的连弩技术早在秦代就已传入日本。汪向荣先生说，弥生初期，“也就是说公元前二、三世纪左右到达日本的外国移民，决不仅仅是一般的移民，而是准备有武装的有组织集团。”而徐福一行，恰好就是这样“不但包括有劳动力、有技术工人，也有武装”的移民集团。①马非百先生在《秦集史·徐福传》中也说：“观其首则振男女三千人及五谷种种、百工而行，次则请善射者携连弩与俱。人口、粮食、武器及一切生产之所资，无不备俱。其一得平原广泽而止王不来，岂非预定之计划耶？”
据日本史籍《六国史》、《姓氏录》等记载，约公元五世纪中，高句丽攻占汉朝设置的乐浪、带方二郡，据有了辽东和朝鲜半岛的北部，乐浪、带方二郡的原住汉人大批移居日本。其中最有名的一批是被称为秦始皇后裔的弓月君所率领的秦人，有说是数百人，也有说是几千人的。这些秦人给日本带去诸如养蚕等许多技艺，而“弓月君”的姓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人可能出自世代制作弓箭的工匠家族，犹如周武灭商以后殷的遗民陶氏、索氏、长勺氏之类。
隋唐两代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使中日文化交流进入高潮。那时，日本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的成员中，除了官员，还有各种专业人员，其中总有占总数近半的“射手”，实际就是使团的护卫武士；还有“锻生”和“铸生”。这些人员的配备，主要是为了预防船舶漂流遇险。但这些人入唐后必定在本专业上学到很多东西，并将其带回日本。入唐的日本虾蛦人还曾在唐朝表演射技。据《文献通考》卷324《四夷考一·倭》载，唐高宗永徽初年，日本使者曾带着本国的虾蛦人一起入唐。
虾蛦是北海道的原住民，“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载瓠立数百步，射无不中者。”这显然是一次射箭的交流活动。入唐的日本官员和留学生也有对武器和兵法感兴趣的，如著名的吉备真备就是一位大唐弓箭的爱好者。《续日本纪》记载，吉备真备带回日本器物中有紘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支等。吉备真备曾两次出使唐朝，并在唐朝为官。归国后在内战中建立了卓著的战功，这与他在唐朝的学习经历分不开。
唐代输入日本的弓箭，迄今还有一些实物保存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据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四》记载，中仓的北棚，陈列着唐弓二十七张，有梓弓、槻弓二种，就是以梓木和槻木二种木材制作的弓。此外还有唐制竹箭十五支，其羽有雉、雁、隼、雕、鹰之分，镞有铁、骨、竹、角之分，内中第八号“雕雌雄染羽箭”，饰以玉虫翅片，“至今荧荧犹发碧光”。这些唐代弓箭为我们研究中国射箭史提供了十分珍稀的实物资料。
有趣的是，日本还引进了中国古老的射礼。据《日本书记》载，早在唐太宗贞观二年（647），日本就有中国式的礼射活动，这一活动在日本史书中多有记述，反映了十分讲究礼仪的礼射，早就成为日本的文化活动，这应该是日本“弓道”的源头。此外中国的投壶和弹弓，这些与射箭相关的古代游艺活动也传入日本。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四》）中仓下载，正仓院的下仓藏有唐制投壶用的壶一个，矢二十三技。“壶铜质涂金，细刻山水人物花鸟云狮，极纤巧流动，其颈微短，与今传者微异而华丽过之。”投壶传到日本后，奈良时代（646－781）以后中断，德川时代（1615－1867）又曾经复兴，但并没有流行开来。正仓院还藏有唐代弹弓两张，其中之一是“漆绘弹弓”，即在弹弓的弓背上绘有唐代散乐的场面和人物，十分生动，是唐代杂技舞乐的珍贵资料。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日本著名学者荻生徂徕曾经将多种中国射书引进本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荻生徂徕（1666－1728）熟读汉籍，崇尚儒学，后来又热衷于《韩非子》的研究和韩非思想的复兴，形成具有“新法家”特点的“徂徕学派”，是日本近代化前期重要的思想准备之一。荻生徂徕是文武兼长的学者，他对中国射书深有兴趣，从平生所见中国射书中，选出约二十一种，编成《射书类聚国字解》一书，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射学丛书。经过对中国历代射书的仔细研究，徂徕认为中国的常见射书，特别是明代的流行射书，其实大多是几种古代射书的辗转稗贩之作，没有多少真正切实可用的内容。相比之下，如戚继光《纪效新书》、高颖《射学正宗》等少数几部，才是内容朴实而确有实用价值的射学佳作。荻生徂徕的崇高名望使他编选的《射书类聚国字解》受到日本习射者的推崇，有些中国射书，如高颖的《射学正宗》等，后来在中国悄然无闻而濒于亡佚，却在日本传存下来，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高颖的《射学正宗》等，除了荻生徂徕《射书类聚国字解》刻本，还有日本武德会大正十五年（1927）汉日对照的三卷刻本，上卷为《捷径门》，中卷为《辨惑门》，下卷为《择物门》。“捷径门”专讲审、彀、匀、轻、注五法，高颖以为以此五法为射法入门之径。“辨惑门”讲种种不正确的射姿和心态，讲习射者应有的心理修养，所见多有独到之处。“择物”则专讲弓矢的制作、选材和射者对器物的调试选择等，这是一般射书所不讲的。高颖的射书对日本的“弓道”产生了重要影响，翻开当代日本弓道史专家、筑波大学入江康平教授的《弓道书总览》，我们就能看到高颖的书在日本翻刻之多，流布之广。
对高颖这个人，其实我们知道的并不多，还需要深入研究。他字叔英，嘉定人，大致明代末年在世，《射学正宗》的书序作于崇祯10年（1637）。高颖与明末嘉定文人黄淳耀有交往，黄的《陶庵全集》卷7有《高叔英先生像赞》一文曰：“崒然而见者高子之骨遒苍，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沘。前观百世者高子之洞晓壬奇，射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举非高子也？必也风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本来，画之不似夫然后谓之高子。”黄淳耀是崇祯16年的进士，明亡后与弟弟黄渊耀一起自杀殉国，是嘉定的节烈名士。
高颖年辈应该略高于淳耀，故淳耀以“高子”相称。像赞提到高颖的状貌应是他的晚年的样子，他擅长六壬奇门一类数术，又精通射术，由此可以大略想见他的风采。高颖的确是中国射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除了《射学正宗》，他还有《杨修龄先生较定武经射学正宗》三卷，二书内容有同有异，有待我们作细致的比对研究。
明清的武举制，特别是清代的武举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国武艺竞赛的性质，而中心项目是步射和骑射。科举制度对民间射箭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剌激效应，并且拉动了与射箭有关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甚至包括射书的编印和发行。因此民间射艺大有提高，出现了不少优秀射手和射学专家，其中有些人通过武举进入仕途，报效国家；有些则因为科场失意，仕进无门，便成了职业射师。显然，这些民间射师对传授射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向积极引进中国射艺的日本，便时常以优厚待遇招诱一些中国射师到日本传授射艺，乃至译解兵书。在清代，这是朝廷所严格禁止的，雍正年间，曾由此引发了几个案子，其中被牵涉的人物有朱佩章、张恒晫等。这些人的活动不但在《雍正朱批谕旨》等清朝文献中有详细记载，而且也得到日本《德川实纪》、《长崎纪事》、《崎港商说》等古籍的印证。
约康熙末年，日本德川幕府曾委托清朝的商人寻求中国的良医、良马等，接着又以重金聘请中国能“教演弓箭籐牌”的人。最先接受委托的是曾在日本行医的宁波人朱来章。当时土日本的“弓箭俱属本地之物，盔甲亦与戏子所穿无异，近日始偷出内地式样制造。” ②于是朱来章带着自已的兄长朱子章、朱佩章到日本传艺，时在雍正三年（1725，日本享保十年）。据日本史书记载，朱佩章是医生，但原本是军官出身，有骑射技能，故日本人时常向他学艺。不久，朱佩章又受幕府之托回国招聘射手和马医。雍正五年，朱佩章带着招聘到的射师陈若采、沈大成和马医刘经光等五人到了长琦。雍正六年八月，雍正的亲信、时任浙江总督的李卫将风闻到的情况密奏朝廷，引起雍正注意，立即要求严加追究。
经李卫调查，陈若采其实是杭州人张恒晫的化名，沈大成则是杨姓某人冒顶的，因沈大成本人是宁波府的千总，应该精通骑射。刘经光则本名叫刘经先，是一个有经验的马医。这些人中间最重要的应该是张恒晫。张恒晫字灿然，杭州人，雍正元年浙江武乡试的第五名武举人。父亲张彬如，是一位职业射师，曾任过百总。显然，张恒晫必是一名骑射高手。据日本《德川实纪·有德院殿御实纪附录》卷11载，陈采若（张恒晫）、沈大成等向日本人传授一马一箭，一马三箭，苏秦背剑等骑射法，亦见日方主要是学骑射技艺，因为这确实是清朝八旗、绿营的强项，也是武举考试科目中最难的一项。
沈大成还奉命从《武备边要》中摘录有关弓马的内容。在雍正的亲自过问下，李卫等控制住朱来章，了解到日本招聘中国射师的详情，又经多方办理，终究于雍正九年将张恒晫、刘经先及生员孙太源等追押回国，予以严惩。这个事件本身说明一直到清朝前期，日本仍然在努力引进中国的射箭技艺，证明中国射箭对日本影响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