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六岁退位以后，还在紫禁城里当他的关门皇帝，稳稳当当地又当了13年。1924年11月，北京政变一下就把他抛出了紫禁城，逃进了日本驻中国的公使馆。
关于北京政变，日本今井清一著的《大正德谟克拉西》中有这样的叙述：
在冯(玉祥)的北京政变背后，是有日本军人在暗跃。第二次直奉战争一开始，作为住友的嘱托寺西秀武预备大佐，就策划了冯的倒戈而成为奉派的天下，为了收买冯的一派，便由张(作霖)出一百万日元，通过三井银行奉天分行行长转吉冈显作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再转段祺瑞，由段交给冯玉祥，成功地发动了北京政变。这也是北京的芳泽谦吉公使和林弥三吉武官，支援了宇垣陆军大臣和上原元帅的工作。宇垣在日记中写道：“新局面的开展(冯的政变)，真像是一种天佑，如同社会上存在着许多幸运儿一样，这真是棒极了呀!”
井上清在他写的《宇垣一成》一书中指出，冯玉祥的倒戈，实际上是日本陆军特务将校做的工作，北京的日本公使馆附武官林弥三吉少将就是特务之一。
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是在1924年11月5日，临时住在他生父的醇亲王邸，当时称北府。溥仪在北府的树滋堂里呆了三天，内外不通，与世隔绝。到8号的下午3点多钟，鹿钟麟和张璧(警察总监)来会见溥仪。
首先是鹿钟麟征求溥仪对于政府修改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的意见，溥仪表示感谢，没有意见;又问对于取消皇帝尊号有何感想，溥仪感到能做一个中华民国自由公民，还是很高兴的，并希望将来能到国外留学深造。
接着，张璧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的“传国玉玺”，说皇帝有一块历代相传的金镶玉玺，这不过是民间的传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张璧还不大相信，大家给他解释，说是清朝历代皇帝都有自己的玉玺，都存在交泰殿，他便不再追问了。再一项是有关皇帝的私产。说实话，溥仪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私产，他说这事情得问内务府大臣绍英。正是绍英陪着鹿钟麟和张璧来北府的，他一听溥仪说，叫他交代一下有关皇帝的私产，他就犯了难了。他说：“皇室的私产在盐业银行的存款，马上就可以交出来，至于有多少房、地产，多少年来也没清查过，按时交租金的，只是极少数，还能查得出来。”
“那房、地产就没有什么契约或者是合同了吗?”张璧追问道。
“有、有……”绍英说了两声有，下面就嗫嚅起来了。
“有，有那么两库房，自打我当内务府总管的时候就有，就没动过，现在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是清理不出来的。”
这个内务府的腐化无能，正是这个小朝廷的缩影。张璧也感到这真是个无从下手的问题，只能留待以后研究。
第二天，绍英来到北府还带来了好消息，就是昨天向鹿钟麟提出来的要求，大部分都同意了，北府的门禁也开了。王公宗室等人，经溥仪同意的就可以前来，但是年轻人不行，外国人更是不行。溥仪也可以派人到宫里去取东西，取一些零用的钱，这些当然是在张璧的监视之下进行的。溥仪还特别嘱咐为他取东西的人，要把他的爱犬“佛格”带来。
门禁开了以后，一些宗室、师傅还有遗老们，就纷至沓来北府的大书房，大家各自想办法来营救，首先是溥仪的人身安全问题，再有个人自由的问题等等。自从溥仪出了紫禁城那天起，最没有办法一筹莫展的就是他的父亲——王爷。
5日那天晚上，郑孝胥偷偷地带着日本人来，打算让溥仪以看病为名混出北府，虽然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但是他还不死心。这一次他的计划是公开地请求日本公使馆派军队来，直接保护溥仪出北府，仍然是遭到了反对，理由是日本军队到北府来，万一和国民军冲突起来怎么办，溥仪的人身安全，以及王爷的全家和整个北府谁能保护得了。
郑孝胥在清朝光绪年间，就在中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里担任书记官，后来又在大阪、神户当领事多年，回国以后又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章京，在外任上当过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都是正三品的官。辛亥革命以后以遗老自居，不做民国的官，连民国的年号也不用。他认识溥仪只有一年多，是1923年的夏天从上海来到北京。溥仪说：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
罗振玉是在光绪末年，曾去日本考察教育。他在日本住了九年，罗回到天津之后，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日本驻津领事馆都有来往。
当冯玉祥的国民军接管了北京城内守卫的时候，罗振玉就预感到紫禁城是朝不保夕了，就去了天津，要求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出面“保护”。日本司令部告诉他，北京的竹本大佐会有办法。
罗回到北京，首先向溥仪报告了他去天津求援的经过，使溥仪和王公们觉得他那种不顾年迈、不辞辛劳的精神，赞许不已。
罗振玉还告诉溥仪：“我在日军司令部还看到了段祺瑞指责冯玉祥‘逼宫’的通电，……”
这个密电是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金子参谋打给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武官竹本多吉的。这封电报的原件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日本。因为是电报，电文全是日本的假名，译为中文如下：
段祺瑞致郑孝胥。电已阅。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但宣统帝进入东交民巷之事可中止之。已命冯之代表进京适当办理。
原来在冯玉祥“逼宫”之前，国民军就把京师卫戍总部所属驻故宫和景山的部队1200多人全部缴了械，使溥仪的小朝廷产生了不祥的预感。郑孝胥就求竹本转发了一封向段祺瑞求援的电报，竹本就打给了金子参谋，这就是金子转发的上述回电。
冯玉祥回师到了北京北苑，就发出了主和的通电，反对内战，同时，公布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稍后便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曹锟下台了，中国不能没有政府，冯玉祥也不能自己去当大总统，就成立了以黄郛为首的内阁。黄郛是老同盟会会员，曾参与过北京政变的策划。
黄郛的内阁是残缺不全的。他本人代总统兼总理，还兼交通、教育两部的总长，一人兼四个职位，王正廷兼外交、财政两个部长，王永江为内务部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王乃斌为农商部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时，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就是黄郛以大总统的身分发出的指令。
段祺瑞于11月21日入京，就任中华民国执政，北府大门国民军的警卫撤走了，换上的是北京的警察来担任警卫。
溥仪到北府的当天晚上，郑孝胥就带着日本人来了，打算以看病为名，把溥仪弄到日本使馆去，溥仪未敢轻举妄动。11月26日傍晚，郑孝胥又偷带着日本人，冒充大夫进了北府，和溥仪密谈了一次。过了两天，郑孝胥就凭着《顺天时报》上的一篇什么《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吓唬溥仪，说马上要天下大乱，赤化主义首先要对皇帝下毒手，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这不过是报纸上的宣传材料，而罗振玉从日本人那里得来的消息，就不能使他不相信了。他说冯玉祥将对溥仪有不利的行动，冯军已经占领了颐和园，一两天内就可能出事，他劝溥仪要早作准备才好。
11月29日下午三时，溥仪进入了日本兵营，当了两个小时竹本的座上客，午后五点进入日本馆后，就成为了日本公使的“客人”了。此时的溥仪，对武官竹本多吉感激不尽，用八开红色信笺题词：
义勇可钦，书赠送竹本统领宣统御题
还用上了“宣统御笔”的玺。
又一幅比较大一些，写的是：说礼敦诗
这一幅没有上下款，只用上了“宣统御笔”的玺。溥仪带头赠字，宗室王公们也都纷纷给竹本赠字，遗老们中郑孝胥和罗振玉也给竹本赠字。
转过年来，当溥仪要去天津之前，特意又赠送给竹本一个银瓶。
竹本在溥仪去了天津之后，也经常到张园(溥仪初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的住所)访问。1926年冬天，竹本被调回日本国内，1927年日本的大正天皇崩逝，竹本临时被委任为大葬的禁卫将校，然后就职于京都连队司令部。这个连队是陆军编制，相当于团级，竹本是个团副。
第二年，1928年竹本陪同京都的西阵织的一个成员，到天津张园访问溥仪，献上了一匹西阵织的锦缎。1929年8月1日竹本带领全家到八百政饭店聚餐，第二天，48岁的竹本自杀在淀川桥下。他家中马上来了宪兵，把公文包和文件全都拿走了。
竹本在“北京政变”里干的是什么事情呢?大概只有他和郑孝胥自认为是“茫茫青史无此奇”。中国人看郑的行动是“手持帝子”赠狼狐。日本人看竹本的行动，大概和收容收留王毓芝差不多。王是曹锟的心腹谋士，被国民军软禁起来了，王腿快跑进了日本使馆。日本“租界”是个“好客”的地方，竹本正是个“好客”的人罢了。
“九一八”是中国人民的国耻日，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序幕，应该说是1928年日本人在沈阳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搞这次恐怖活动的是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河本大作，河本正是当年竹本在士官学校学习的第十五期同期生。
竹本自杀后两年，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当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