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国学人始终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原则，把“为帝王师”、“致君尧舜上”当成最高理想，不仅仅满足于在学术上取得成就，还想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人都有官瘾，比如，不少民国学人，就把官位看得很淡，不但不跑官、要官，就是面对送上门来的官帽，也一概拒绝，表现出了难得的淡泊境界。
教育家吴稚晖的头上有很多头衔，如中央监察委员、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但这些头衔，都不是真正的官职，而是挂名的虚衔，因为吴稚晖有一个原则：可以接受虚衔，官场的实职是坚决不做的。他经常说：“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其实，吴稚晖有很多做官的机会，而且都是主动送上门来的机会。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决定任命吴稚晖为教育总长，但被吴稚晖拒绝了，他对孙中山说：愿任奔走之劳，但官是不做的；1927年，吴稚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但吴稚晖坚辞不就，无奈只好另选他人；1928年6月，吴稚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但他拒绝赴任；1928年10月，吴稚晖被内定为监察院院长，仍被他推掉了；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蒋介石准备让吴稚晖接任主席一职，但吴稚晖仍然拒绝了……
陈序经先生也是一位把官职看得特别淡的学者，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曾有多次机会进入政界：广东省省长曾聘请他出任省教育厅厅长，他谢绝了；外交部长宋子文曾聘请他出任驻泰国大使，他同样拒绝了；教育部长杭立武请他任教育部次长，还是被他拒绝了……
大学者胡适，也对官位不感冒，1933年3月31日，汪精卫致信胡适：“适之先生：我有一件事，专诚求你。翁文灏先生已决计不就教育部长职了，我想之再三，专诚求你答应我担任教育部长……”收到信后，胡适毫不犹豫地给汪精卫写了回信，断然拒绝了他的邀请。胡适还曾经几次拒绝了蒋介石请他做官的邀请。1947年初，蒋介石改组政府，打算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胡适谢绝了； 1948年初，蒋介石表示要让胡适担任总统，自己担任行政院长，胡适也拒绝了；1954年，蒋介石再次提议让胡适竞选总统，并几番派人游说他，但依然遭到了胡适的拒绝。
同为大学者的傅斯年先生也同政府保持着距离，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他有很多机会可以进入政界，然后登堂入室，在仕途上谋个一官半职，但面对找上门来的做官机会，他都视而不见、主动放弃了。抗战结束后的某一天，蒋介石和陈布雷聊天，陈说：“北方人不易找到可做国府委员者，党内外皆如此。”蒋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说：“他怕不干吧？”蒋说：“大家劝他。”可是，尽管那么多人做劝说工作，傅斯年还是坚决推辞了，他说自己不过是一介书生，处理行政事物不是他的专长。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民国学人之所以不愿意做官，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对官场不感兴趣，只想一心钻研学术；二是刻意与官场保持距离，以便保持知识分子自由独立的个性。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就曾这样说道：“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胡适也重申了同样的立场：“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而傅斯年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
民国学人拒绝做官的选择，既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凛然傲骨，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精神世界里纯真的一面，这与前几年深圳出现的“四十多个教授争一个处长”的事件相比，高下立现。这样的选择、这样的人格修为，值得我们投去敬仰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