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45年，日本败相显露无疑，更多的日本人开始戒备和敌视中国留日学生。年初在府中市榉木大道上漫步的中国学生陈一民与4名朋友，被日本人无端包围、殴打。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大批留日学生回国，从之前的3995人，降到403人。但随后，由沦陷区伪政权陆续选派的公、自费留日学生将近8000人之多。随着中日两国交战深入，他们在敌国的境遇究竟如何?
相较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研究，抗战时期的相关研究，在学界多年来一直受到冷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编审徐志民认为，一来他们由伪政权选派，并非光彩，日后还成为“污点”，二来这批学生刻意地隐瞒留学经历，导致核心资料非常欠缺。
徐志民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辅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原始档案，在《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五期发表《敌国留学——抗战时期中国在日留学生的生活实态》一文，力图还原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
他认为，战时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除了灌输“大东亚新秩序”和殖民奴化思想外，还采取严密的监视手段，力图将他们培养成“大东亚新秩序”的“协力者”。
曾在“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居住过的留学生孙用致曾回忆，“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皇居遥拜(‘满洲国’皇帝)和宫城遥拜(日本天皇)……我们虽然为了接受新的教育而住宿会馆，但心中并不认为‘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家。每天的事情，就是日本人教我们唱日本的国歌和‘满洲国’的国歌。我们小声唱日本的国歌，唱‘满洲国’的国歌则不出声”。
而在会馆四楼，还悬挂这样的条幅：“现在与美英的决战日益激烈，在此兴亚还是灭亚的关头，切望留学生诸君宜如战场上的士兵，保持必胜的决心和气势，挺身投入，以达成留日的目的。”
除此之外，日方着重于设立联络机构，以加强校方与房东，各学校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善导”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学生交往，资助他们共同旅行、住宿、研究和举行一些联谊活动，同时又“避免这种交往陷入毫无节制的弊端”。
徐志民认为所谓“毫无节制”，主要是从战时财政吃紧和军事戒备的需要来考虑，不愿使中日学生“无限制”接触。
虽然一些日本教师和学生“善意照顾”这些来自日军占领区的中国留学生，但也有一些人非常傲慢，优越感强烈。当日本人看到臭虫，大喊“南京虫”、“南京虫”时，东京商科大学留学生李树国非常讨厌地反喊“东京虫”。留学生宋秉彝不堪忍受日本学生常骂“蒋介石是混蛋”，时常与日本学生争辩。
另外，日本方面和留学生的相关团体和机构，还会刻意组织一系列“亲善”活动，比如“夏期修炼”或“冬期修炼”、参观访问、“名人”讲演等，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参加。其中最让留学生最不堪忍受的是，让他们访问日本侵华战争元凶，慰问日本战死者的遗属，参加日本战死者慰灵祭，集体祈愿“大东亚战争”必胜等。内心愤懑之时，他们还得装出恭敬的样子来应对。
日本东亚振兴会在1944年多次组织留日学生参加“大东亚战争”慰灵祭，6月1日到明治神宫、11月5日到靖国神社祈愿“大东亚战争”胜利，9月17日悼念战死的海军大将中村良三。
对中国学生戒备和敌视
1945年，日本败相显露无疑，更多的日本人开始戒备和敌视中国留日学生。年初在府中市榉木大道上漫步的中国学生陈一民与4名朋友，被日本人无端包围、殴打。
受战争影响，日本与东南亚的物质通道被切断，日本本土物资匮乏，课程也无法继续，不少留学生提前回国。汪伪政府派遣的第三批留日学生强烈要求回国，于1944年冬退学回国。据徐志民考证，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初，在日本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尚有428人。
1947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留日学生之召回办法》，中国学生相继奉召回国，近代中国的留日史至此真正结束。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举办留日学生甄审运动，仅450名留日学生申请，并提交登记表、保证书、学历证书和自传等，现有百余本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0年代，王奇生和周孜正等学者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留日学生研究。王奇生出版《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一书，周孜正发表论文《汪伪的留曰学生教育》等。
(以上依据徐志民《敌国留学——抗战时期中国在日留学生的生活实态》一文内容编辑整理)